合同法传统理论认为,合同的成立需要经过要约与承诺两个阶段,且两个阶段对合同成立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由于经济环境发生巨大改变,当代社会交易也具有了以往交易中没有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的特点,实现交易已难以一蹴而就。相反,合同的成立往往历时较长,并经历变更与反复,充满着风险与不确定性,进入磋商阶段的当事人最终并不一定可以缔结合同,于是中断磋商的问题便产生了。同时,在长期磋商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一些费用,若磋商失败,付出费用的磋商参与方是否可以获得相应的补偿便也成为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合同自由原则是私法自治的核心。传统的合同自由坚持无合同则无义务的原则,依此原则,处于磋商阶段的当事人由于尚未进入合同履行阶段,因此应当自担风险,付出的费用均不得向对方主张。同时,中断磋商行为能够产生责任本质上是对信赖利益的保护,而充分保护信赖利益与贯彻合同自由原则存在内在的紧张关系:贯彻传统合同自由理论在当代社会实践中会导致显著不公平,不利于保护磋商方的合法权益;但过分彰显信赖利益的保护也会动摇合同成立的意义。为解决这一矛盾,德国法上创设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给予磋商方适当的保护。但是仅依靠缔约过失责任制度仍有局限,法国法便通过扩张侵权行为法的适用以期圆满解决这一问题,美国法上则发展出碎片化的解决方案应对中断磋商后费用的补偿问题。此外,一些国际条约也对这一问题也做出了规定。我国的《合同法》也借鉴了缔约过失责任制度,并将该制度规定于第四十二条。但是该条最大的不足便在于未涉及更为一般性的关于中断磋商后续事宜的规定,更遑论构成要件与补偿范围,而是仅规定了恶意磋商、提供虚假信息及隐瞒重要信息三种具体情形。同时,理论与学说对该问题的探讨也严重不足,即使偶有涉及,也仅有只言片语。如今我国社会缔约普遍采用预约或意向书的形式,而非一次性签订正式合同,显然,过于笼统宽泛的规定无力应对纷繁复杂的实际情况。针对这种现实情况,本文从当代交易缔结合同方式的现实出发,运用比较分析、实证分析等方法,在论述中断磋商问题产生的法理基础上,结合其他国家、法系与国际组织的相关规定分析中断磋商行为的构成要件,最终得出中断磋商应当纳入缔约过失责任中进行调整的结论。从而实现磋商当事人之间在合同为正式成立之前对交易风险的合理分配,进而实现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与法律所追求的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