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显著下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始终积极作出调整,无论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的数次调整,“四万亿”等一系列刺激计划,还是2012年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区间管理、“微刺激”、定向调控等宏观调控理念与方式的创新,这些政策有效防止了经济衰退,但同时也增加了经济主体面临的政策不确定性,企业和家庭根据经济政策调节重新调整对收入、支出及未来经济形势的预期,改变投资消费行为,进而可能影响资金需求。与此同时,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也会引发政策传导效应的不确定性,银行信贷作为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渠道,其传导效果很可能受到影响。银行信贷业务是我国商业银行的重要业务,也是风险的主要来源,频繁的政策变动可能使得银行难以准确把握信贷风险与收益,出于自身的保护,往往采取更谨慎的信贷政策。可见,无论是从经济主体还是从银行角度,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都可能对银行信贷造成影响。既有文献主要对经济政策与银行风险的关系、经济不确定性与银行信贷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经济不确定主要指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及经济波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则强调政策的调节与变动,本文研究的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银行信贷的关系。本文首先介绍了研究背景及意义,并梳理归纳了国内外相关文献。在此基础上,基于企业家、消费者等经济主体对未来经济形势预期的视角,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银行信贷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Baker等学者联合编制的各大经济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衡量我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以企业家信心指数、消费者信心指数量化经济主体预期,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展开实证研究。宏观层面研究基于2008-2016年我国银行业季度贷款数据,利用VAR模型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银行信贷水平、企业家信心、消费者信心之间的关系。微观层面利用差分广义矩估计(GMM)方法,选取2008-2016年我国85家商业银行(含5家国有银行,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7家上市城市商业银行,61家非上市城市商业银行)为样本,以银行个体年度贷款数据为被解释变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企业家信心指数、消费信心指数,及后两者与前者的交叉项为解释变量,并将银行规模、流动性、风险等特征因素作为控制变量。考虑到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本文微观模型中另引入了银行主要经营地区市场化水平指数(樊纲等,2016),并构建了全国及省际面金融深化程度指标。结合宏观和微观两部分实证,本文研究结果如下,第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引起银行信贷收缩,且作用时滞较长,后者对前者高度敏感。第二,企业家信心、消费者信心与银行信贷规模呈正相关,能够减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信贷的负面冲击。其中,企业家信心的作用更显著,其促进作用能弥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的负面影响,但消费者信心并不足以抵消这种收缩效应。第三,经济政策不确定上升会引起消费者信心、企业家信心减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家信心恢复并超越原有水平,而消费者信心则未表现出这一特征,这可能是由于随着政策明朗化企业家对宏观经济形势做出了新的预期。第四,银行主要经营地区市场化水平越高,其信贷水平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越小;金融深化程度越高的地区,银行对经济政策变动越敏感性,信贷收缩更显著;流动性、规模、资本充足率的提高有助于银行抵御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银行信贷的收缩作用。仅从本文研究看,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并不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的经济政策制定及对银行监管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政府及央行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应尽量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一致性及透明度,提高政府公信力,积极引导公众合理预期。同时提高市场化水平,合理把握金融深化进度。金融监管部门需加强对银行资本及流动性的监管。银行可通过完善授信制度、建立健全内部审查监管机制、提高宏观形势预测能力等途径增强抵御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影响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