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市场的变化如何,“高送转”总能在我国的资本市场上掀起一波又一波的热潮。尽管有些公司为了向外界投资者表明其对财务绩效的持续增长充满信心,从而推出“高送转”进行资本扩张。但是,一些财务绩效较差的公司,也采用“髙送转”的热点题材进行资本扩张,不仅能帮助公司进行虚假的市值管理,而且也能粉饰公司的不良动机,从而配合股东完成减持套现、掩护限售股解禁的目标。“高送转”行为往往伴随着股权质押和股票减持的不良动机。主要表现为:对于一些财务绩效表现良好的公司来说,其绩效的增速并不能与资本扩张的规模及增速相匹配,而此时推出“高送转”则是希望通过利用市场上投资者对“高送转”的热度,大幅拉升公司的股价,从而防止股东已质押的股份出现爆仓的现象。已有研究表明,存在股权质押的公司,越容易进行“高送转”,并且质押的比例越大,推出“高送转”方案的可能性越大。此外,“高送转”也成为利益输送的工具,通过推出“高送转”来帮助股东进行减持套现的行为在我国资本市场上已经不足为奇。已有的研究发现,在发生股票减持和“高送转”的公司中,“高送转”的比例越大,股票减持的规模也就越大。上市公司的内部人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在披露“高送转”公告前以低价买进股票,等待市场炒作、股价大幅提升后再减持套现。针对“高送转”在我国资本市场上的乱象,上海证券交易所于2015年发布了《董事会审议高送转公告格式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于2016年发布了《上市公司高比例送转方案的公告格式》。这些监管政策不仅体现了监管整治“高送转”乱象的决心,还针对“高送转”行为的具体披露格式和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将“高送转”比例与财务绩效的增长相关联,同时规定如存在重要股东减持或限售股解禁的现象时,一段时间以内公司不得推出“高送转”方案。本文从股权质押和股票减持两种“高送转”不良动机的角度出发,对“高送转”监管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检验。本文对2012年-2018年的上证A股和2014年-2018年的深证A股样本研究发现:无论从市场的平均送转比例还是从推出“高送转”政策公司数的角度来看,监管政策出台后,我国资本市场的“高送转”热潮得到了一定抑制;并且通过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发现,“高送转”监管政策实施后,“高送转”的不良动机也得到了有效抑制:监管政策出台后,“高送转”与股权质押之间的敏感性显著减弱,说明监管政策出台后,投资人在面临公司推出“高送转”时会更加谨慎,从而密切关注企业的股权质押情况,以防止自身利益受损,就不会盲目追逐“高送转”的热度。同时,监管政策也较好地抑制了深交所样本中“高送转”与股票减持之间的敏感性,说明监管政策中关于“高送转”对减持计划的披露要求较好地限制了股票减持的不良动机。但是对于上交所上市公司来说,监管政策并没有显著抑制“高送转”与股票减持的关系,原因在于:第一,上交所样本数量较少,上交所当中很少有上市公司在推出“高送转”方案的同时发生股票减持行为,因此无法就上交所样本有效观测到监管政策的实施效果;第二,上交所样本无论从平均送转比例还是从推出“高送转”方案的公司数量来看,均保持在一个平稳的较低水平,因此监管政策出台前后对二者关系的影响不大;第三,监管政策对上交所上市公司可能产生了负向激励作用,对于原本不良动机就很少的公司样本来说达不到正向激励的作用;第四,监管政策对于防范利用“高送转”配套完成股票减持的情况没有做好制度建设、规范及处罚措施。综合以上四点原因可能使得监管政策在上交所样本中并没有针对股票减持的不良动机达到明显的实施和改善效果。但是总体而言,“高送转”监管政策能够有效地缓解资本市场上“高送转”的热潮,也遏制了其股权质押和股票减持的不良动机。最后,本文也从监管、投资者和上市公司三个不同的层面提出了针对“高送转”股利分配政策的相关政策建议,来帮助维护健康的市场秩序,使得“高送转”行为能够回归本源,避免为投机者所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