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在波澜壮阔的全球化浪潮推动下，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没有相应地实现人类福祉的诺言，贫困和不平等问题一直困扰着人类的发展。更为不幸的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化带来了空前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以致于世界在最近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遭受了两次沉重的经济危机打击。无情的危机拷问着全球经济的发展模式。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发展型国家理论为分析框架，考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转型历程，并据此检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国家与社会、计划与经济、国家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展国家应对当前的发展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以查默斯·约翰逊为代表的发展理论家，通过对“东亚经济奇迹”的批判性考察，提出了一种以制度主义为核心的发展型国家理论解释范式。在他们看来，以策略性产业政策为核心的经济发展主义、紧密的公私合作和自主的、有效的国家官僚构成了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基本逻辑。这种被称为发展型国家的发展范式发挥了积极的经济、社会、理论和制度效应，为东亚崛起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东亚发展型国家范式开始面临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双重危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向以发展为优先目标的经济发展主义提出质疑；全球化、信息革命和“后福特主义”挑战着国家主义的政策范式；而日益兴起的公民社会则挑战着权威合作主义的社会结构。相应地，发展型国家应重置国家在政策制定中的地位以超越国家主义，重置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以超越经济发展主义，重置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以超越权威合作主义，而发展型国家的合法性也应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获得和增强。　　 由约翰逊等倡导的发展型国家理论范式，不仅深化了人们对资本主义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道路的理解，而且为理解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进程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发展型国家发展范式也被用来解读社会主义的改革进程，戈登·怀特就是这种尝试的先行者。怀特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道路的分析，启发了我们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发展模式的思考。改革开放后，中国通过确立经济发展主义、经济国家主义、独特的政商关系和国家合作主义等，突破与超越了传统的社会主义发展型国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一种新兴的“发展型国家”范式成为解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概念框架。但是，随着发展型国家积极效应的不断释放，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诸多矛盾也开始聚积，并在进入新世纪后不断凸现出来。重新反思这种国家发展模式，进一步调整发展战略，调整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继续向前发展的紧迫要求。　　 进入世纪之交，尤其以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为标志，中国步入了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并重的新时代，开始了超越发展型国家的进程。就发展范式而言，通过确立可持续发展的新目标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重新调整区域间关系以缩小地区贫富差异，开展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以构建和谐社会，中国开始了超越经济发展主义的进程；就国家角色和市场发展的关系而言，通过转变市场管制方式，增强市场管制能力，一种更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以兴起；就政商关系而言，重新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加强法治建设，一种更规范的政商关系正在形成；就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言，通过培育和规范公民社会的发展，国家合作主义的社会结构框架逐渐为一种更民主的社会合作主义框架所代替。　　 尽管如此，当代中国的国家转型仍面临着诸多挑战。在国际方面，经济全球化威胁着中国的经济安全，挑战着中国驾驭经济的能力。在国家内部，收入的不平等和落后的社会建设仍是影响中国社会稳定及国家合法性获得的首要问题，严峻的生态环境状况也逐渐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良性发展的瓶颈。更为严重的是，在以往改革进程中逐渐形成的既得利益已成为推行新一轮改革的主要障碍，而作为改革主要动力的民间力量却仍受到权威合作主义框架的严重制约。为此，有必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从经济发展主义和市场化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重新审视渐进式改革和外向型发展范式，加强法治建设，打破垄断和权威管制，激活民间力量，建构一种以促进民生为基础的经济结构。　　 有鉴于此，中国国家的未来发展可能基于以下问题的解决：就经济增长方式而言，中国能否在超越粗放型资本积累策略向福特主义过渡的同时，又克服福特主义的局限性，从而建构一种更具灵活性的“熊彼特主义的后福特主义”的积累策略?就社会福利形式而言，随着社会保障体系日臻完善，以及国家对社会公共事业投入的不断增强，中国能否形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福利国家?就国家性质而言，随着中国党和国家的开放态度和实用主义态度日益凸显，以及国家分权和放权过程中利益分化的逐渐显著，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中国将形成怎样的社会主义国家?　　 当前的世界经济危机，不但进一步检验了发展型国家范式的得失，而且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型国家的转型提出了新挑战。如何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经济当中实现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的同时又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如何在积极参与全球经济的同时又强化国家驾驭经济及其不确定性的能力，已成为当前中国和其它发展型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全球经济金融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已经沉重地告诫我们：在新自由主义和发展型国家范式之间作“非此则彼”的选择是行不通的。因此，对发展型国家及其超越的反思，既是对它的竞争模式新自由主义的反思，也是对整个发展核心问题的一种重新省思。通过反思性的考察，我们应该认识到：发展的宗旨并不是单纯的指标，而是人类的福祉，人的自由和发展；发展的道路并不是普适性的，而是多样的，任何发展道路的选择应以国情为本；极端的自由主义和极端的国家主义都不过是“市场神话”和“国家神话”的世俗表达，它们终将破灭，在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寻求某种恰当的融合机制才是切合实际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