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自由视为公民的第一权利,而传媒作为“社会公器”和“意见的自由市场”,对于公共议题、舆论、信息传播、话语权等问题具有显赫的作用,也是实现公民言论自由的重要场所。随着互联网技术及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传媒产业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重大调整,而我国实施的有限商业运作的传媒体制改革逐渐暴露出诸如行政权力对传媒业的过度制约、媒介单位的角色错位和失范、信息的垄断、技术控制与集权主义对民主的危害以及娱乐化等种种弊端,我国言论自由的法律保护面临着崭新的课题。目前,我国对于言论自由的法律保护尚处于较低水平。在三网(即电信网、互联网和有限电视网)融合的语境下,“三网融合”构筑的立体传播网络,一方面,使公民实现言论自由的渠道和形式得以拓宽与丰富,民主权利得以提高；另一方面,从更深层次上讲,“三网融合”又以强大的覆盖力加剧了传媒商业化和扭曲的价值取向、以高度和复杂的技术集权隐蔽性地控制各方观点博弈者的话语权,对公众的知情权和多元意见表达权存在现实或潜在可能的威胁。现行法制的步伐远不能跟上疯狂嬗变的信息技术和尖锐的法治民主需求,因此,法界有必要对此课题进行总结式的归纳和前瞻式的眺望,将行政集权、传媒商业化及技术控权造就的负面因素尽力纳入法治轨道。本文主要站在新闻传播法学的视阈,对“三网融合”议题下的新闻法治、传播技术、传媒经济及新闻自由进行综合论述,结合现实案例,借鉴西方先进的新闻法治模式,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探索解决传媒发展过程中对公民言论的法律保护新要求所面临的法治缺失的尴尬困局。研究方法主要采用了社会调查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比较借鉴研究法。文章创新之处在于：一、将言论自由的法律保护议题置于当前“三网融合”传媒环境下讨论,有别于譬如纯互联网下的公民言论自由、电信通讯领域的公民信息保护及通讯自由,以及有线电视广播的新闻自由等个别领域的单独讨论；二、指出“三网融合”存在走向垄断化的趋势特征,并从政治、经济、技术及内容层面分别剖析；三、对于传媒领域内我国公民言论自由的法律保护体系的构想,基于当前传媒战略及媒介环境变化观察的专业角度切入,体现较强的实践价值。“三网融合”的大环境下,传播介质彼此渗透,传媒形态高度复合,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及技术利益力量错综复杂。作为一个涉及经济学、社会学、信息学、新闻传播学及法学多领域的议题,“三网融合”不仅仅是提供一个技术平台,同时将深刻影响到相关传媒产业的内容生产、服务提供、运营模式、经营理念等方面,因此,公民言论自由的法律保护不应也不能片面地从互联网的技术特质出发简单界定,更应当基于我国新闻传媒及信息业迅猛发展所导致的深刻变化,立足于更宏观的角度来综合考量。全文划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首先简要分析“三网融合”的新媒介环境、从政治、经济、技术等特征入手,呈现议题“公民言论自由的法律保护”所置的新语境；第二部分,对言论自由的含义及价值进行讨论,主要对“三网融合”语境下言论自由的外延拓展予以界定,对其所涉及的若干外围问题：把关人、数字鸿沟、涵化三个概念予以描述,另外,阐释言论自由在个人、社会、国家三方面的价值体系表现；第三部分,阐述西方发达国家的传媒业与公民言论自由的法律保护现状,重点讨论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主要西方国家对本国公民言论自由权保护的新闻立法与实践,试图通过对国外公民立法保护和司法保护现状的分析,为我国公民言论自由法律保护提供借鉴；第四部分,阐述我国“三网融合”的传媒体制转型期所造成的国家、媒介及民众权义失衡及媒介失范的现象,以及公民言论自由在新闻立法和司法方面的保护现状,分析其在立法观念层面、制度层面及司法层面上存在的不足；第五部分,提出在媒介融合环境下言论自由的法律保护的理想状态,分别从构建前提、构建原则两个方面入手,最后从立法观念、立法规范、司法救济、配套制度建设等方面,勾勒出“三网融合”下完善我国言论自由保护体系的总体构想。理想的话语空间的构建有赖于媒介、公众、政府监管部门的三方共建。笔者认为,对言论自由应采取立法构筑与司法实践两个层面的双轨制保护,架构新闻法治为中心的市场机制,推进宪法司法化,逐步实现言论自由的“保护型”社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