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谎”作为一个概念或者行为现象,不唯只凸现于当今社会,从目前我们所拥有的“吉光片羽”的古代文档中,可以看出其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就已存在。而上世纪80年代在儿童认知发展研究领域兴起的第三次研究浪潮——围绕“心理理论”的研究与探讨,以一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方式将有关个体说谎发生、发展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从信念的层面对说谎的界定问题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而说谎行为在元道德的范围内是绝对禁止,在一般社会生活环境中也是不被提倡的。但是,与这种道德要求或者说社会期待相左的是,在日常生活中,“谎言无处不在”。大量的研究证实,说谎是一种日常生活事件,它频繁地出现于我们与他人的社会互动或社会交往中,对个体和社会的影响极深。这种影响是积极还是消极,人们的观感并不统一。但是,无可否认,几乎所有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人类群体都尝试着使用一些方法来“识别谎言”。并且,随着认识的深入和经验的积累,测谎方法的演进带着明显的精细化和有效化的趋势。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大约20多年里,一种借助医学仪器(更为准确地说是生理采集仪器),且标准化和客观性更强的现代测谎方法——心理生理测谎(Psychophysiological Detection of Deception,PDD)技术出现了,使得人类识别谎言的研究和探索前进了一大步。现今,PDD技术在司法领域大展身手,常会出现在侦查或审判中的关键位置上,有时甚至决定着审判的结果。PDD的应用引发了种种复杂的问题,涉及到了科学(scientific)、社会(social)、法律(legal)和伦理(ethical)等各方面,其中法律方面的问题尤为突出。这是因为,从整体上看,PDD技术的准确率始终徘徊在90%左右,其诊断结论还不足以达到法庭证据可靠性的要求。其次,它缺乏良好的科学理论基础,“心理生理反应与试图说谎的心理状态之间并没有建立起紧密的联系”,没有理论可以确定某种心理生理反应的出现是因为“试图说谎”的心理状态而非其它心理状态导致的。另外,大量的研究已经表明,以皮电、呼吸和血压为判断指标的PDD技术可以比较轻松地被反测试技术打败。上世纪后半叶兴起的认知神经科学(Cognitive Neuroscience)所发展的新方法和新技术为解决以上问题提供了可能性。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与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ERP)技术逐渐被应用于测谎领域中。其中,以P300这一ERP成分为基础的测谎技术脱颖而出,并且在2000年首次应用于实案审判中。但事实上,P300测谎技术目前仍处于基础研究阶段,其测谎范式、理论基础、诊断有罪或无辜的具体指标及其正确率、反-反测试的能力等问题都尚未解决。另外,作为一项来自心理学应用分支学科——法律心理学的研究,为未来的司法实践服务应是本研究的基本立足点。因此,P300测谎技术在实务中的可操作性,以及已经在实务中广泛应用的PDD技术所面临的种种困境,也是本研究要面对的问题。基于以上认识,本研究在模拟犯罪情景(mock crime scenario)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做了一定改进,并以此为探测事件,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共包括4个子研究。研究发现:模拟犯罪情景和实案情景(real crime situation)之间的鸿沟是无法忽视的,模拟犯罪情景研究方法确有弱点;而在其基础上的改进方法获得了我们所期待的P300成分,证实了P300测谎的可行性;PDD以及P300测谎技术所依赖的最基本的心理机制应该是“意义效应(significance effect)”所引发的注意机制;最佳的P300测谎范式应是三刺激范式,并要求被试对靶和非靶刺激都做出行为反应;P300测谎确实有着良好的反-反测试作用,并可能具有较高的“击中率”和“漏报率”,而这正是司法背景下对于无法避免的错误更倾向接受的局面。因此,P300测谎技术应用于司法实务之日并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