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习近平在中亚四国之行期间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在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之后，“一带一路”战略在我国和沿线地区不断升温。“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不仅能能促进现代运输与物流业的发展，促进区域内经济联通，进而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推动区域经济合作，而且还能促进中国与全球的历史与文化交流，推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与信任，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平与发展。　　本文选取“新亚欧大陆桥”为研究对象，主要因为“新亚欧大陆桥”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起始于中国山东和江苏的两大港口，分3条线路直达荷兰的鹿特丹港，整条线路横贯亚欧两大洲中部地带，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工程之一。本文探讨制度因素对我国对外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文章基于对外投资分布不均对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理论基础，先分析了我国对“新亚欧大陆桥”沿线国家投资的现状分析，发现我国对“新亚欧大陆桥”沿线国家投资总额不断增加，但投资分布不均衡，然后利用“新亚欧大陆桥”沿线八个国家2004-2013年十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并与本文研究内容综合后，将东道国的制度因素分为政治因素、经济自由度以及法律制度三个角度来分析对我国对外投资分布的影响。本文基于传统的引力模型，将经济规模（用GDP表示）看作是引力模型中的“M”，用我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距离视为引力模型中的“D”，再将制度因素分成三个因素分别嵌入引力模型中，构成三个模型，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回归。文中在借鉴前人使用引力模型的同时，对引力模型的距离“D”进行了创新，以前的文献中都是以两国的首都来计算两国之间的距离，但这是不合理的，本文计算得出我国5年以来平均GDP最高的5个省份，与每个国家的距离，再以GDP比重进行加权平均得出的距离为我国与该国的最终距离。　　研究制度因素对我国对外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首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本文主要以新亚欧大陆桥为例，展开深入的分析，为“一带一路”其他地区或国家在这方面的研究提供相应的借鉴;其次，本文基于制度因素，研究我国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无论是在“一路一带”战略的实施过程中，还是今后在其他的投资活动中，都能运用到本文的结论，在充分考虑制度因素作用下，制定效用最大化的对外投资战略。　　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起步晚、规模小，缺乏绝对优势，本文认为为促进中国对外投资区域的分布的合理性，促使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能发挥最大效益，我国企业在进行对外投资过程中，投资环境的选择显得尤为重要。若选择了合适的东道国，有一个较好的投资、经营环境，我国企业就能发挥自身的优势，在东道国的经营就能达到预期的收益和成效，为今后在国际生产布局奠定基础。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从政府和企业两个角度分别提出相应政策建议，希望能为我国今后合理选择对外投资地区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