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目前始终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利益全局的问题,是党和政府必须采取各种措施着力解决的问题,其解决的程度、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人们特别是农村居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直接关系到在全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能否在21世纪20年代得到顺利的实现,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否得到全面的、有效的构建。为了夯实农业基础,促进农民增收,构建坚实的农村经济增长机制,党中央总揽全局,科学谋划,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旨在以新农村建设为载体,将“三农”问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通过其深入有效地推进,全面解决“三农”问题,突破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瓶颈,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提供强而有力的基础。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论题,国内外诸多学者围绕这个论题进行了全方位的、多视角的、深层次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建议。总结他们的研究成果,主要回答了三个基本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什么,为什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考虑到已有的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研究对象往往定位于全国一般地区或者条件较优地区,但对于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的探讨却比较少。由于历史、地理和自然等方面的原因,少数民族往往居住在偏远的山区地区,居住和生存环境比较恶劣,经济基础比较不稳,人们收入水平普遍不高,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的任务更为繁重。鄂西少数民族地区位于湖北省西南部,属于全国18个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的一部分,是国家和省政府重点扶贫的开发区,是湖北省唯一同时享受中部崛起和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机遇的地区,也是湖北省新近规划的武陵山少数民族经济和社会发展试验区的主体部分。基于此,本文以鄂西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为研究对象,进一步探索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的一般规律。在理论意义上,以鄂西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为研究对象,必将得到更具有典型意义的结论与成果,将进一步丰富和充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将会突破“马太效应”,改变“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局面,从而有效地界定“马太效应”形成的边界；也将进一步深化比较优势理论。在现实意义上,鄂西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有利于推动该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保护该区的自然生态环境,也有利于该区和谐社会的构建。本文整体上了采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并且注重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对农村、新农村、新农村建设的概念进行界定和阐述民族地区比照一般条件或较优地区新农村建设规律的特殊性；注重运用层次分析方法构建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对鄂西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的成效进行具体评价。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鄂西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总体发展态势良好,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事业不断深入地向前推进,虽然起点偏低,但是增长速度较快。从各项指标的具体情况上看,人均农林牧渔业生产总值、农村劳动力从事第二三产业的比重、农产品综合商品率、人均住房面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等指标变化显著,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耕地有效灌溉率、农业机械化综合水平指数、农户专业合作组织参与率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农村饮用清洁水占农村人口比重、生活垃圾处理率、农村沼气普及率等指标则没有发生显著性的变化。最后,在实证研究结果的基础上,为加快推进该民族区域新农村建设进程,从而有效地改善生产经营条件,改进人们生活状况,提升乡风文明水平,改善村容村貌,增强民主气氛,从加大农业农村的投入力度、加快土地流转、发展特色产业、设定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制度框架、导入项目管理法变革政府投资方式五个方面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具体阐述如下：第一,立足于鄂西少数民族区域新农村建设的实际,需要重点加强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加大对农民教育和转移就业培训的投入,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以及对生态补偿的投入。第二,为了加快民族区域土地流转,构建和完善农村土地市场,需要明确土地使用权商品属性概念,理解土地流转集约度内涵,防范土地流转风险。为了有效防范土地流转过程中的风险,土地流转必须约束政府的政绩冲动,土地流转求进更求稳,建立一个规范的土地交易市场,加快制定《土地流转法》,规范土地流转行为。第三,构建民族区域新农村建设的产业支撑,需要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突破性发展资源型新型工业,加快发展生态文化旅游产业。第四,利用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设定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制度框架,具体需要做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定位设计、形式设计、资产组合设计、运行方式设计、利益机制设计及保障体系设计六个方面的工作。第五,导入项目管理法,变革政府投资方式,要求新农村建设的每项工程都要实行项目管理法、招投标制、项目经理制、项目管理监理制和项目验收奖惩制,提高项目的质量和效益,从而加快推动鄂西少数民族区域新农村建设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