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文明的车轮从未停止它发展的步伐,历史也总是在矛盾与辩证中得以前进。现代工业文明创造了丰硕成果的同时,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也暴露出它固有的内在缺陷,这便需要另一种文明形态与之进行转换。本文将托马斯.塞缪尔.库恩(Thomas Sammual Kuhn)先生的“范式”(paradigm)理论与社会文明转型进行嫁接。通过比对、分析、总结等方法寻找到二者的耦合关系,从而为人类社会的文明转型寻找到理论支撑,进而说明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范式转换是历史的必然,为论证社会文明转型的必然性及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换的合理性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在此基础上,从范式理论的转换结构与社会文明转型的内在耦合关系视角解析人类文明范式转换的机理,运用库恩范式理论的逻辑思维为生态文明的构建梳理出正确的践行思路,有针对性地找出生态文明转向的关键所在。文章的研究依据及意义是基于社会文明的发展进程及发展规律展开的。社会文明之所以受到全人类的普遍关注,是因为每一个文明所涵盖的内容渗透到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支配着社会的发展方向,而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文明形态的转型都意味着社会的变革。新的文明形态即是一个新的范式,它是否具有合理性并能顺理成章地取得正统地位,是否具有普适的说服力并被人们广泛接受和践行,这是文明范式得以转换的关键所在。当下正好处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关键时期,探讨二者的范式转换并不是要急于否定工业文明曾经创造的价值。工业文明的内在缺陷表现为生态、环境和资源压力日渐增大,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日益突出,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满足人们对生产、生活与生态的要求,全世界都需要反思现代工业文明的价值观念、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体制结构,探索真正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之路。生态文明范式的提出是因为工业文明范式的机能开始失效,同时由于工业文明本身的局限而引发的生态危机是它必须要让位于更有能力解决该危机的生态文明新范式。毕竟,“更换工具是一种浪费,只有在不得已时才会这么做。危机的意义就在于:它指出更换工具的时机已经到来了。”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两种文明范式,站在历史的角度,它们同属于社会文明形态范畴中的两个子集。我们在库恩先生的范式理论指导之下,为社会文明的转型找到了合理的出口,摸索出了两种新旧范式的转换规律,搞清了库恩范式理论中的范式转换与社会结构中文明转型的逻辑关联与耦合关系,并归纳了符合所有范式转换的内在要素,同时确定了不同要素在不同阶段各自起到的作用。这其中,库恩范式理论与社会文明转型的阶段相似性体现在结构的耦合中,范式理论与社会文明转型的内在同步性体现在要素的耦合中。在说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换具有必然性时,本文先是将工业文明所主张的观念与生态文明所秉承的观念分别阐述以作对比之用,进而从生态危机的现实压迫、理性自觉的价值导向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召唤这三个角度来论证在当下的转型阶段,生态文明范式比工业文明范式具有更旺盛的生命力、具有更好的解题能力,更加贴合人类文明发展的要义。由此,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范式转换的必然性在范式理论的映射下能够得到证明,同时,也为二者的范式转换理清了脉络,指明了方向。在进一步的论证过程中,能够深刻地感受到历史在每一个时期帮助人类做出的社会选择都是有道理的。每一个“文明范式”登上历史舞台从而成为正统范式,与人类共同书写新的未来,都印证着“存在即是合理”的哲学道理,每一个范式本身并无优劣对错之分,它们在每个时期都创造了属于那个时期最适合共同体发展的价值,并且在开始之初便解决了共同体面对的最待超越的问题或亟待解决的危机。定性一个范式的关键在于其是否出现在适当的时机,摆放在了合适的位置,是否刚好能被权利共同体需要并且能为共同体创造所需的价值。历史的发展,是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发展,因此,文明范式也必须跟上发展的节奏,一旦范式的机能失效,不再创造价值甚至阻碍价值、发展的进一步实现,它则必将遭到历史的淘汰,但是,这种淘汰是必然的,因为人类的认识是有历史局限性的,社会的发展是有阶段性的,所以,根本不可能存在任何一种文明范式能够囊括整个漫长历史长河中人类社会的所有需要,如果有这样一种范式存在,那么,人类社会的发展便已经走到了尽头,或者从一开始就已经意味着结束。所以,更换文明范式,这种变革,本身并不可怕,相反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螺旋上升表现,是人类勇于超越自我、勇于探索新局面的能动体现,也是人类敢于正视现实、敢于自我否定与自我反省的精神体现。在工业文明范式向生态文明范式转换的转型时期,我们仍然要回归到“范式”最核心的部分去,全方位地切入,从共同体的心理认知、制度规则以及实践行为入手,同时还要从最基本的生存、持续发展加以考虑。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文明范式的生态转型是当前最利于可持续生产的发展模式;文明范式的生态转型是人类自省逻辑下的制度变革;文明范式的生态转型是实践主体对自我行为的价值定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