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纵深发展,沿线地区已成为国际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渗透的重点地区。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反恐理论,为“一带一路”提供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实现普遍安全的共同目标,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正确利义观”的理念指导下,加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反恐合作,保持区域性反恐机制多元有序发展,完善我国反恐合作的相关法律制度,加强与反恐国际法治的有效衔接,从而在法律层面上与各参与国形成共同打击恐怖主义活动的合力,已经成为“一带一路”倡议可持续建设与发展的现实需求。本文主要分为以下五部分:第一部分“引言”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及创新点。第二部分“概述”通过研究沿线地区恐怖主义形势,了解到“去极端化”成为当前反恐合作的重点方向;大国利益主导和双重衡量标准是当前反恐合作的现状;合作理念差异、法治发展状况不均衡、反恐措施泛化是沿线反恐合作所面临的法律困境,同时,也是“一带一路”沿线反恐合作缺乏有效性的宏观原因。第三部分按地区选取有代表性的区域性组织,逐一梳理其反恐合作法律机制,从而发现各区域性反恐合作规则或规则体系相对自治、缺乏联系的纽带,呈现出“碎片化”现象,同时,相比与执法和行政领域的合作,刑事司法合作仍不成熟,这些是“一带一路”沿线反恐合作缺乏有效性的具体原因。第四部分从我国在“一带一路”’框架要求下反恐合作国际应对的角度出发,通过贯彻主权平等原则和法益衡量原则,体现参与国家在反恐合作中的“主体性”;利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区域组织间协调及国家同意原则,缓解沿线各区域反恐法律规范“碎片化”的问题;促进反恐合作预防性措施的开展,加强情报交流研判、联合调查打击关联行为和强化金融监管合作,为形成“一带一路”框架下反恐合作的法治治理体系打下良好的基础。第五部分从“一带一路”框架要求下我国反恐法律制度完善的角度出发,立法上,细化“去极端化”措施,为与各参与国开展“去极端化”合作铺平道路;防范“预防性”风险,为反恐措施泛化提供“中国智慧”。司法上,通过完善我国恐怖犯罪分子引渡的法律规范及保障《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在反恐领域的应用,从而引领各参与国更多地开展反恐司法领域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