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展示(discovery或diclosure)是当事人主义诉讼程序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和制度，是当事人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十九世纪早期，受传统的“竞技司法理论”的长期支配，当事人主义强调当事人之间的自由竞争，控辩双方通过雄辩来说服法官是这一制度设计的基础。诉讼中，控辩双方均不知晓对方的证据，在庭审中“互施杀手”进行证据突袭，法庭审判变成竞技游戏，诉讼公正无疑受到影响。十九世纪中期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在公平程序下寻求真实的理论逐渐取代竞技司法理论而成为指导司法过程的基本理论。这种理论强调“公平的裁决应当反映案件的事实真相，而不能仅满足于形式的公平”正当程序的公正要求程序公正及程序公正必须有助于引出实质公正的结果，而实现结果公正必须借助于证据展示。 刑事证据展示制度在任何不采用案件移送制度和实行控辩双方向法庭举证的诉讼结构中，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这项制度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在国外已经较为完善。刑事证据展示模式有双向展示和单向展示，其中，双向展示是证据展示的发展趋势。刑事证据展示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分为集中性展示和分散性展示；强制性展示和非强制性展示；全面展示和部分展示等。各国关于证据展示的主体、范围及其限制、证据展示的时间、地点等方面的具体法律规定都不尽一致。 刑事证据展示制度本身蕴涵着公平、正义、效率等现代刑事诉讼最基本的价值理念追求，在保障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程序功能，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在逐步通过判例、成文法等确立起来后，不断地发展，甚至被解释为国际刑事司法标准。在诉讼程序上，证据展示有利于保障被告人的法庭质证权，实现平等武装，充分尊重和保障被告人的权利；从案件的实体处理上看，可以防止庭审中的证据突袭，使真正有争议的问题在庭审中得到充分地举证、质证和辩论，有助于发现案件的真实，实现实体公正；从诉讼效益上看，证据展示可以促进简易程序的运作，减少证据突袭现象，有效地缩短诉讼周期，合理配置诉讼资源。 我国1996年修订刑事诉讼法后，对传统的起诉方式做了重大改革，引进了对抗制的庭审机制。这对推进我国诉讼民主、健全诉讼法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反映了立法者日益强调保障公民权益的宗旨。但由于对抗制庭审方式改革的配套制度未相应地确立起来，导致新刑事诉讼法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中，律师阅卷难及证据突袭问题，就是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没有确立证据展示制度带来的直接后果。借鉴国外诉讼立法的成功经验，建立我国的刑事证据展示制度，将刑事诉讼模式变革落到实处，是推进民主、实现法治的唯一选择。实践中，我国许多司法机关从1999年始即开始进行了证据展示的探索和尝试。 我国建立证据展示制度具有应然性。我国要与世界接轨，顺应国际发展趋势的需要，就必然接受国际规则的制约。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变革并未落到实处，导致这种审判方式公正与效率的价值追求没有完全实现。另一方面，建立证据展示制度在我国具有可行性，首先，我国已经完成其建立的理论积累，证据展示立法已经成为理论界的共识;其次，我国法律没有规定证据展示，但是现行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却蕴涵了证据展示的精神;第三，从证据展示涉及的主要层面分析，公诉、辩护、审判各方都对证据展示有深刻的认识，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为建立证据展示制度提供了实践经验。 我国与其他国家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决定我国的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的设计既要打破传统职权主义的干扰，又要不能对外国的制度模式生吞活剥、盲目照搬，必须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本文从证据展示的主体、范围、时间、地点、方式、对违反证据展示义务的制裁及人民法院在证据展示中的作用等几个方面对公诉案件中证据展示制度的架构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设计。在公诉案件中，证据展示的主体应为人民检察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人;控诉方实行全面展示的同时，允许以“公共利益”为由限制展示，辩护方展示范围仅限于在法庭上准备使用的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审查起诉阶段在人民检察院进行第一次的证据展示，在控诉方移送起诉后至庭审前在人民法院再次进行证据展示。证据展示制度同样适用于自诉案件，但在证据展示主体、展示范围及其限制、程序方面应当有所区别。在公诉案件中，控诉方展示范围较辩护方宽泛，而在自诉案件中则应实行对等原则。在全面研究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的基础上，合理借鉴国外的相关制度，努力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证据展示制度，实现这项制度的本土化，·才能使之在我国生根、发芽、开花并结出司法公正之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