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对节俭的倡导。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等,所倡导的“节俭消费观”一直是中国消费思想的主流。2015年世界银行统计数据表明,全球国家平均储蓄率约为24.2%,储蓄率超过30%的23个国家中,亚洲占据16个。从儒家文化代表性国家来看,2015年韩国、新加坡的储蓄率分别为35.5%,46.1%;中国近年来储蓄率一直在50%左右,长期占据世界排名前三甲。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拉丁美洲地区的平均储蓄率仅为17.6%,非洲地区的储蓄率仅为13.7%。儒家文化的“崇俭黜奢”思想,使得众多东亚国家形成了重视储蓄、偏好财富积累的传统文化。同儒家文化国家的节俭观相似,Weber(1904)的“资本主义精神”理论,认为西方新教中也蕴含重视财富积累的精神,这种精神是西方新教国家经济崛起的重要原因。我们看到,在效用来源方面,无论是在东亚儒教还是在西方新教,储蓄带来的财富积累都能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愉悦和满足,消费并非影响国民效用的唯一因素,只不过不同的文化圈中人们“为积累而积累”的意愿不同罢了。Kurz(1968)将财富效应(Wealth Effect)定义为除了消费之外,财富积累给人们带来的额外效用。在Kurz所定义的财富效应下,消费不再是影响效用的唯一因素,财富本身能够给人带来满足感,财富也是效用的源泉。本文将财富效应引入新古典经济增长RCK(Ramsey-Cass-Koopmans)模型与AK模型,研究财富效应对经济增长的潜在影响,并基于跨国历史增长数据对相关理论结果进行对比分析,从而研究以下三方面问题:第一,在新古典RCK模型框架下,研究人们偏重节俭或者重视消费意识对国家稳态消费、稳态资本存量,以及经济系统的收敛速度的影响,从而分析东亚节俭文化是否是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能够先后跃入发达行列的重要原因。第二,在AK经济增长模型框架下,经济系统可实现长期增长,那么注重财富积累的文化会对经济增长率,人均消费与人均资本存量增长产生何种影响;这是否有助于解释东亚国家在高速发展时期所具有的“高储蓄、高增长”特征。第三,过度注重财富积累,可能导致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高储蓄、低消费”的国情,使得经济增长偏离最优路径。因此,如何选择合适的经济转型路径,降低国民效用损失与经济波动,以使经济走向最优稳态均衡具有实际意义。针对以上三方面问题,本文基于数理模型与统计分析等相关方法来研究财富效应对经济增长的潜在影响,主要取得的研究结果如下:首先,在财富效应对RCK经济增长模型的稳态均衡影响方面。第一,适度的俭奢水平不仅可以使得稳态资本存量超过传统模型中的黄金资本存量,而且稳态的消费水平也随之增加。换句话说,过高的当前消费或过低的当前消费都不是最优的消费行为。第二,消费者的耐心程度对均衡增长的影响也不再具有单调性,适度的耐心程度才可能实现更高的均衡消费。这意味着并非越有耐心的民族,将来会获得越高的消费水平。第三,最优消费路径通往稳态的区域变窄,这意味着政府在消费与投资之间保持平衡的政策余地变小。当财富效应进入效用函数后,人们的储蓄动机可能会加强,因此,政府调控消费的影响力将受到限制。第四,随着奢俭指数的上升,经济的收敛速度将减缓。其次,在财富效应对AK模型下的经济增长路径影响方面。第一,资本积累欲越强,则储蓄率越高,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会越高。第二,国民过强或者过弱的消费欲都会降低经济增长率,适度的消费欲有利于经济增长率的提高。第三,财富积累欲越强,人均资本存量越高;积累欲越强虽然会使得短期消费下降,但是当前的节俭会带来更“富足的”明天。第四,消费者的耐心程度对消费数量的影响与时间相关,消费者的耐心程度越低,短期消费越高,长期消费越低。众多卷入欧债危机的国家,其“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消费行为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衰退。第五,通过实际数据来看,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节俭观,从而表现出不同的储蓄偏好。储蓄率越高的国家,它们在高速增长时期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比储蓄率低的国家在高速增长时期的平均经济增长率要高。相对天主教而言,西方新教以及东亚儒家文化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具有更高的经济增速表现。最后,在经济增长转型研究方面,通过ADRC(Active Disturbances Rejection Controller)对AK生产函数以及C-D生产函数下的经济增长模型进行仿真分析。研究发现,ADRC的思想可以较好地引导经济从“高储蓄、低消费”的状态进行转型,以降低因转型而带来的效用损失与经济波动。当考虑到经济周期、技术进步、资本产出弹性变化对经济带来的实时影响后,通常无法再通过最优控制理论求得最优经济发展路径的显式解。本文以最优稳态资本存量作为ADRC的目标来进行研究,结果表明,ADRC可以设计出较优的经济发展路径,让经济在“好与快”之间保持平衡,使得经济由“高储蓄、低消费”状态“又好又快”地走向最优均衡的稳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