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移情的概念出现后,国内外学者便就其内涵和意义进行了诸多探讨。很多研究表明,移情在道德判断、道德发展、道德行为的形成过程中有着必不可缺的重要作用。其中大卫·休谟的伦理理论就将移情纳入同情机制的整合型概念之下,着重阐释了同情机制作为道德来源之一的基础性作用。但是与支持移情的观点相对立,不少作者在质疑和反对移情,他们认为移情加重了偏见,对于道德判断和道德动机而言既不充分、也不必要。面对截然相反的两类看法,我们希望通过审查典型的观点来对移情有一个客观清醒的认识。因此,本文分别以保罗·布卢姆和大卫·休谟作为反对/支持移情的代表人物进行探讨。通过对两人观点的思考,我们发现,布卢姆的观点在概念分析和论证过程两方面都有不少混乱之处,而休谟同情理论所展现出的概念整合的优越性正好避免了这些混乱,并且休谟伦理体系中其他强有力的原则给我们提供了进一步扩展同情机制、规避移情局限性的广阔思路。于是,我们将有限的同情机制与一般的观点相结合,从而减少移情原本的偏见问题,同时获得一种扩大的同情;与这种扩大的同情伴随而来的是广泛的仁爱,广泛的仁爱由于其积极温暖、受人尊重的特点,反过来又能够进一步扩展移情,给社会和他人一种普遍的关切,从而纠正和限制同情可能带有的偏见和动力不足等问题。最后,本文希望对移情的理解做一个恰当的总结:虽然移情有所缺陷,但是它不仅能够影响道德判断,还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对道德判断的形成起必要作用。移情为我们实现道德判断、发展道德规范设定了一种普遍、可分享的心理能力和人性基础,在复杂琐碎的日常中展现了耀眼光芒,更重要的是它能够与其他原则相结合运作,趋利避害,对道德和道德心理发挥广泛、普遍、长期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