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世界各国都需要面对的问题,而我国在处理这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应对未富先老的状况,且“计划生育”国策下现今家庭以独生子女居多,赡养压力加剧,这种种原因都导致超龄劳动者就业成为不可避免的热潮。超龄劳动者与适龄劳动者一样,参与社会劳动就会有发生工伤的风险,而我国的制度在这一群体工伤认定的层面上尤为欠缺,并没有制定专门的法律保护这一群体。超龄劳动者是否能够被认定为工伤,以及相关权益的保护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差异,《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工伤保险条例》等与劳动者切身利益相关的法律法规均未将超龄劳动者的利益纳入保护范围,故当下对超龄劳动者的制度保护无法满足这一群体的实际需求。近几年,超龄劳动者因工受伤的发生率愈加上升,通过现有的法律制度对这一群体进行保护并不足够,超龄劳动者在工伤认定上存有较大争议,难以获得工伤保险救济。我国当下超龄劳动者工伤认定存在众多问题,例如:超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法律关系不明确。在我国若劳动者需要申请工伤认定就必须提供其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超龄劳动者的这一问题尚有争议,申请工伤认定更是无从下手。除此之外,配套法律制度的不完善、救济途径不足等问题的存在无疑导致超龄劳动者工伤认定陷入困境。反观欧美等工伤保险制度较为完善的国家均对超龄劳动者的工伤给予关注,为他们的切身利益提供充足的保护。而且这些国家工伤保险的覆盖率都相当高,加之以完善的工伤处理系统,重视工伤的预防以及伤后康复,让这些国家的超龄劳动者发生工伤时需要面对较少的阻碍。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可采取以下方式解决这一问题。第一,明确超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法律关系,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突破口,只有明确了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才能为后续如何进行工伤认定提供前提条件。第二,健全保护超龄劳动者的法律法规,为他们进行工伤认定提供制度支撑。第三,完善超龄劳动者法律救济的方式,这是这一群体权利实现的重要途径。最后,无论是超龄劳动者本身,还是国家机关以及用人单位,都应该对这一问题加以重视,反对就业的年龄歧视,这对超龄劳动者的工伤保护来说也是大有裨益的。劳动者在进行社会劳动时发生工伤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国应积极寻求解决超龄劳动者工伤认定困难的办法,重视这一群体利益的保护,对域外工伤认定的处理办法进行学习,同时结合我国国情,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