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艺术是当代所有行当中唯一真实地保存着的全面彻底觉悟的可能性的行为。”——朱青生现代艺术以其不可重复性和不可规定性及无限可能性在最大的限度上以极度自由的方式来面对个体(人)的精神自由和人性的回归,实际上如同宗教一样扮演着救赎个人的救世主的身份。中国的美术教育在美术史这一时间与空间的维度上从未真正的面临“现代艺术”这一事件,而留下来的记忆中仅仅只有对形式与状态的剽窃,而无关于事物的本质,文不对题。欧洲的写实主义绘画在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广泛应用有着一个社会状态的基本前提条件,即对形象的记录、整理、创作与表现这样一条基本脉络,但在面临社会大面积的制度变革及工业化后,写实主义这一表现手法的重要地位的根基被动摇。在西方的现代美术史中我们看到,从印象主义到后印象主义,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在行为方式上都摆脱了写实主义观念的操控。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包豪斯”的现代艺术教育,在本质上完全脱离了写实主义的束缚,并将艺术品赋予实用的意义。康定斯基相信,未来的艺术形式将会把各种艺术手段结合成一体,并且会超越所有单一种类的艺术手段产生出壮丽的综合效果。然而走过将近一个多世纪的中国美术教育却仍然奉行着“写实主义”这一手段作为准则,导致中国美术教育过度训练学生们的实际操作方法而忽略了艺术的本质,也更不愿谈及艺术对教育和人的作用。从美术考前的专业训练,一直到大学四年的美术教育,在高度的思维观念和操作方法的同一性下,形成了“千人一面”的状态,学生已然丧失对艺术和生活的敏感、判断、想象,教育本身消失了其自身应有的多样性,于是我们断然肯定,教育本身出现了问题。于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如何唤醒当今美术教育面临现代社会以及现代艺术的状况便成为我们要研究的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