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西方经济学的综合与回归”这个题目，源于我对经济学理论现状和应用现状的思考。二十世纪以来，经济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社会公共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我们也无庸讳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理论的泛化和格式化问题。所谓泛化，就是将经济学解决不同时期特定问题的结论，当做了经济理论本身。就如同将小学生计算应用题的答案，当做了数学本身一样。所谓格式化是说，二十世纪经济学对数学技巧的追求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脱离了大众，窒息了思考。二是理论应用上的庸俗化问题。在几百年的发展中，经济学领域沉淀了无数形形色色的观点。于是，“拿来主义”大行其道，就公共政策发表一点有“理论依据”的看法，更成为“勇敢者的游戏”。之所以会出现理论的泛化、格式化和应用的庸俗化问题，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今天的经济学离它最初的逻辑起点太远了。就象凯恩斯所说的：大家可能不追问某个理论的前提，但却毫不犹豫地接受它的结论。要打破这种局面，需要对经济学两百多年来的发展进行一次梳理和综合，提取其中最基本的假设、原理和分析方法，以指导经济学的研究和应用。 1890年，马歇尔对经济学产生以来，主要是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发展进行过一次综合，他的《经济学原理》一书，是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之作。该书综合生产费用理论和边际效用理论所创立的均衡价值论，迄今仍是研究市场资源配置的核心指导原则。马歇尔所锻造的另一个分析工具——边际替代的概念，则被证明在包括非市场选择在内的广阔领域，具有普遍的适应性。马歇尔之后，凯恩斯创立了宏观经济学，萨缪尔森则将二者综合起来，形成了经济学的“新古典综合派”。萨缪尔森的综合，说到底是“折中”。在他的体系中，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裂痕依然存在，人们依然把它们看作是两个逻辑前提、两套分析方法。特别是随着宏观经济学各流派轮番登场，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只好不断改版补充新的理论观点。如此“综合”下去，经济学的智慧将被淹没在文字材料的“海洋”中。 本文试图进行另一种形式的综合，就是要在分析方法上进行梳理和廓清。如果说萨缪尔森的综合是由简到繁，本文则要删繁就简。我们要以马歇尔的新古典体系为参照点，前后延伸一百年，提炼和总结经济学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对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成果进行一次回归，放在我们所提炼出来的参照系中，考察它们的发展和动态。按照这一目标，本文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 上篇，运用逻辑的方法，对经济学两百多年的发展进行了一次综合，从中提取出三个假设(经济人假设、资源稀缺假设和私有产权假设)、三个原理(最大化原理、平等交换原理和供求原理)和三个分析方法(个体分析的方法、均衡分析方法和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以此来作为我们把握整个经济学发展脉络的参照系。 下篇，在简要回顾马歇尔之后经济学的百年发展历程的基础土，提取出通常认为与新古典分析方法上存在较大差异的四个理论问题，进行了一次回归。这四个问题分别是:不确定条件下的选择问题，博奕、信息和预期，宏观经济学的总需求分析和宏观经济学的总供给分析。我们回归工作的目的是要表明，这些方面的发展，不过是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在不同约束条件下的具体应用。 在“不确定条件下的选择问题”一章，我们通过构建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对比了圣彼德堡悖论、弗里德曼的风险效用分析和卡内曼的展望理论，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风险因素进入效用函数的方式不同。 在“博奕、预期和信息”一章，我们论证了博奕论在研究对象、分析方法和均衡界定等方面与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致性，指出博奕分析的困难在于缺乏必要的辅助性设定，博奕论本质上是个人决策理论的扩展。 在“宏观经济学的总需求分析”中，我们基于最大化原理构建了一个很小的分析模型，证明从萨伊定律到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再到弗里德曼的需求理论，其中的实质性差别仅在于市场利率能否灵活调整。 最后一章，我们使用一个标准的供求分析模型，在不同的假说条件下推导了凯恩斯学派、现代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的总曲线，并简要评述了各流派的政策含义。 本文着力在两个方面进行了尝试和创新。一是在研究方法上，我们以马歇尔所建立的新古典体系为基准点，对从斯密至今经济学两百多年的发展进行了一次大跨度的综合。这项工作迄今还没有人做过。二是在研究成果上，本文基于最大化原理，对“阿莱悖论”和“偏好逆转”现象做出了合理的解释。而人们通常把这两个问题作为否定经济人理性的有力证据。本文考察了博奕分析的困难、根源，并基于一个附带预期的个人决策模型，重新定义了几个重要的博奕均衡的实现条件。本文通过对总需求分析和总供给分析进行回归研究，在重建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方面取得了进展。三是在具体的理论观点上，本文首次区分经济人的强假定和弱假定，尝试性地提出了流动性陷阱的弱假说形式，并在逻辑上严格证明了弗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