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证之所在,败诉之所在”是证据法中的经典论断。刑事司法实践中,证明责任的分配是否合理,攸关司法正义的实现。相较于其他领域内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研究而言,国内目前关于正当防卫证明责任分配的研究较为不足。学界普遍认为正当防卫属于无罪推定原则的“例外”,应由被告人承担其证明责任。在实践中,当正当防卫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法官也多倾向于要求被告人承担最终的不利风险,如当被告人提供的证据与控方不相上下时以及只有被告人口供时,法官多倾向于采纳控方意见。究其原因,一方面源于对正当防卫诉讼性质的错误理解,另一方面则源于我国刑事诉讼“流水作业”的诉讼模式、法官同情弱者的心态等因素。然而,在这种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下,被告人往往陷入证明不能的窘境,也就导致我国法律虽然赋予了公民正当防卫的权利,但该权利却难以在司法过程中得以有效实现。与此同时,这种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容易纵容追诉机关在收集证据时的不作为,进而导致疑罪从有的恶果。明确正当防卫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已然成为当前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通过比较借鉴域外国家关于正当防卫证明责任分配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实践,以及结合我国刑事司法的实际需要,可以从控辩审三方的角度展开我国正当防卫证明责任分配的规则构建。首先,控方应承担正当防卫的证明责任,即当正当防卫事实真伪不明时,控方应该排除正当防卫存在的可能,否则控方就需要承担最终的不利风险。其次,综合考虑刑事政策和证明难易等因素,并不存在需要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的特殊情况,但是在客观情形下,被告人却可能产生现实的证明必要。最后,根据我国现有的诉讼模式和控辩双方地位上的对比情况,在当前的司法体制下,不但不应要求被告人承担正当防卫的证明责任,还应强化法官在诉讼过程中的澄清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