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现代学科为表征的整个知识的发展就是在一“学科关联”的辨析中突显各学科自身的活力以及与各学科之间的张力。在西方世界，历史哲学的合法性的现实基础也就来源于此，其深一层的动力来源于古今之变，来自于中世纪与近代的时代张力，中世纪知识论中的信仰与理性的张力慢慢随着启蒙的狂飙突进而隐退，古典与中世纪的“知识就是美德”而慢慢被“知识就是力量”所替换，使得信仰的维度慢慢被科学的“世俗化”信仰所置换，由此而出现了“知识重组”的“现代性”论争。科学的“世俗化”信仰使得人文领域的“客观化”、“中立化”，现代性展开的路径也呈现出了“去政治化”、“去伦理化”的趋向，而这种“同一性”无疑也在历史学领域得到了深刻的反映，历史哲学也从探讨“历史是什么？”过度到了“历史学何以可能？”也即是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到“批判的历史哲学”、“分析的历史哲学”、“叙述的历史哲学”。 自“地理大发现”以来，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史”的现实感与挑战性就已开启，中西视域已渐融合，中国近百年的思想史历程也淋漓尽致地表征着这一挑战。从史学的领域来关照，自梁启超倡导“新史学”以来，中西史学已趋向“同质化”。在现有的“民族国家”框架下，中西视域仍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只有更好地理解西方，才能更好的理解东方，而且才能更好的在各自的“情境”与“语境”下来展开。由此，同样基于“当世性”的“政治自主”必然带来的“文化自主”现实要求，在中西视域下开启古今视域接续“古典传统”仍是不可回避的时代命题。 正是基于上述的情境，使得选择章学诚的知识论作为探讨对象尤为重要，本文首先从章学诚的“被发现”开始(而这一“被发现”就具有浓厚的中西视域)探讨章学诚研究的百年历程，辨析章学诚研究在中西视域下的“谱系”，我们将会发现章学诚研究也主要呈现出“古今”与“中西”两个进路。有关章学诚研究，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章学诚研究都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也即是由现代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反现代性的复归共同开启的多维而繁复的时代精神。 其次，基于章学诚研究的现状与趋向的判断，这一“当世性”要求我们更好地理解中西，我们只有更好的理解西方，才能更好的理解东方。第二部分就是依照中西各自的历史“情境”与“语境”，深入探讨它们在各自的时空下的发展历程及其可能趋向，并阐释中西视域融合的相互内涵，以期为接下的辨正工作提供前提。 再者，通由中西视域之张力重新寻回章学诚的“家学”，以章学诚的思想而思想，“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重启文化中国自身的古今视域，并试图修复古典的政治哲学智慧，以期为现代化进程提供我们自身的“古典资源”。而章学诚学术思想中所彰显的“学术经世”精神也即是“究三代之盛，而溯源官礼”所获得的“贵时王之制度”，由此而开启了清学从“考证学”向“今文学”转换的契机。 最后，通过上述的“辨章”，我们会发现章学诚的“家学”就是中国的“春秋学”，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章学诚的“家学”从赓续“史统”的意志上最本真地建构了《说文解字》中对“史”的定义：“史者，记事者也，从右持中，中，正也。”“六经皆史”说是章学诚从“历史性”的视域使得“周孔之分”以及“周孔之教”更本真的在当世“澄明”。从中西的视域上来说，章学诚的“家学”也即是春秋式的历史哲学，而“春秋学”的诸多内涵不仅对于当前的历史学研究提供鲜活的资源，更能在“文化自主”的视域上更本真地与世界产生对话，进而为西方的历史哲学的进路提供可资借鉴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