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的政治思想一直是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有学者认为尼采思想是“非政治的”或“反政治的”,因此不存在所谓“尼采的政治哲学”。即使在重视尼采政治论述的研究者那里,关于尼采政治思想的性质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理解和解释。本研究认为不仅存在一种尼采的政治哲学,而且,可以将尼采的政治哲学准确地界定为一种“贵族激进主义”的“文化政治”。由此出发,本论文的各章节对尼采的政治哲学的分析将围绕着澄清“贵族激进主义”和“文化政治”这两个概念的含义而逐步展开。本文第一章首先澄清何以可能用“贵族激进主义”来概括尼采政治哲学思想。第一节首先从反对大众民主、批判基督教的“民众的柏拉图主义”与奴隶道德和推崇自由人的战士精神这三方面界说尼采的“贵族主义”的政治取向。第二节主要分析尼采的贵族主义的“激进性”,指出尼采的“贵族主义”不是对旧的世袭贵族制的复归,也并不保守地与宗教联盟,而是一种激进的“右派无神论”,并且它也激烈地拒斥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第一章第三节概括了尼采的“贵族激进主义”的策略是一种“非道德主义”,并从“非道德主义”的形而上学基础即权力意志出发,分析了求真意志的知识追求与生命本能的生命保存之间的悖论,以及“重估一切价值”的“积极虚无主义”策略,也分析了“非道德主义”的政治的典型人物与政制及其含义,进一步澄清“贵族激进主义”的基本立场与复杂内涵。本文第二章从尼采的“贵族激进主义”的文化政治的视角审视尼采的各种政治言辞,尤其是他对现代主流的各种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毫不妥协的批判。对现实政治的批判突显了尼采的“文化政治”的基本特征,即文化优先于政治,政治的目标在于文化而非权力或人民的幸福。第一节首先分析尼采对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反犹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这些看起来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的批判。第二节分析了尼采对上述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批判的基础和前提,即对启蒙主义的批判,尤其是对英国道德情感主义、功利主义、卢梭的平等主义及其社会主义的影响批判,这些批判还可以进一步深入到尼采对启蒙运动的理性乐观主义和历史主义的信念的批判。在第二节对第一节的分析推进一步之后,第三节再进一步分析了尼采的意识形态政治批判以及启蒙主义政治理念批判背后他自己的“政治的概念”,即针对民主时代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小政治”的欧洲文明的“大政治”观念。所谓的“大政治”乃是事关世界秩序中欧洲争夺地球的统治权的问题。随着“上帝之死”所象征的西方文明的基督教传统的崩溃、大众民主政治的兴起以及“欧洲虚无主义时代的降临”,欧洲文明将不可避免地陷入衰落颓废的命运。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以及保守主义这些“小政治”都不可能挽救这一命运；只有培育欧洲新一代的“艺术一哲学家”的立法者、重新建立一套新的价值等级秩序这一“大政治”,才能克服欧洲宗教衰落和自由民主文化的现代性危机。可见,这种“大政治”在政治上的激进性丝毫不亚于欧洲左派革命意识形态的激进性。本文第三章进一步辨析上述尼采的“政治的概念”之落脚点究竟是在现实政治还是在一种文化政治上。第一节首先澄清尼采的“文化”概念的独特性,进而指出何谓尼采意义上的“文化政治”。第二节分析了尼采的“贵族激进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涉及现实政治,并因此制造了其“文化政治”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比如与纳粹的关系、反犹主义言论、反民主、反女性主义言论等等。尼采的修辞不吝以无所顾忌的政治言辞表达其哲学观念,在寄希望于人们从“文化政治”的视角解释其思想的同时,却无法抵制另一些人从现实政治的视角对其思想的意识形态化利用。本文的结论简要讨论了尼采的政治哲学对于审视西方现代性危机,尤其是政治的现代性危机的意义。尼采虽然认同托克维尔关于“民主大势不可逆转”的判断,但却并未将其起因完全归因于启蒙意识形态,而是将其一直追溯到基督教的平等主义以及由于基督教传统的自我崩溃所引起的欧洲文明的危机。正是基于这一分析视角和历史判断,尼采才提出以“贵族激进主义”的“文化政治”去应对。一方面,尼采判定自由民主政治是文化上的虚无主义,其极富修辞性的言论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反自由民主的激进右翼的保守主义的理论资源。另一方面,尽管我们也必须承认尼采对西方现代性危机的深刻洞察,但是,如果尼采对欧洲现代性危机极其成问题的拯救治疗方案实际上与其对西方现代性危机的诊断和判定密不可分的话,那么,我们反过来就必须深刻地反思尼采的激进贵族主义的“文化政治”观念的限度。对尼采的政治哲学的研究不能停留在尼采本人的视野之中。只有当我们获得一个超出尼采的政治哲学的视野,我们才能看到他的思想的限度何在。对尼采的政治哲学的研究的意义最终也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