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对殷墟铜礼器的发现和研究历程做了概述，并以解放后殷墟发掘出土的铜礼器资料为主、1928年至1949年的发掘资料为辅，运用考古学方法分析讨论了殷墟铜礼器的分期、断代、花纹、铭文和组合关系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殷墟铜礼器与二里头、二里冈和西周铜礼器之间的源流关系做了全面分析。最后，对殷墟铜礼器与周边各青铜文化的铜器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了殷墟铜礼器在青铜文化区域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 关于分期和年代。殷墟铜礼器可分为四期，二、三期又各分两段。一至四期为一脉相承，没有明显缺环。第一期包含有二里冈晚期风格，相当于洹北花园庄期，绝对年代为盘庚、小辛、小乙以及早于盘庚的一段时期；二期早段为一期与二期晚段的过渡期，形制特征更接近后者，相当于大司空Ⅰ期，约为武丁早期；二期晚段代表着殷墟青铜礼器的成熟风格，相当于大司空Ⅱ期，约为武丁晚期及祖庚、祖甲时期；三期早、晚段与二期晚差别较大，但亦为殷墟青铜礼器的成熟风格之一，相当于大司空Ⅲ期，约为禀辛、康丁、武乙、文丁时期，上限可能到祖甲末年，下限已进入帝乙早期；第四期为第三期礼器风格的发展，但出现不少具有西周初年风格的铜器，相当于大司空Ⅳ期，约为帝乙、帝辛时期。 关于花纹和铭文。花纹和铭文的时代变化与器形的演变节奏基本一致，亦可作为分期的重要依据之一。同一器类的“花纹组合”有较多的相似性，随着时代的推移，花纹组合也有较明显的变化。花纹的“方向性”研究也是本章的重点，青铜礼器花纹的正面和侧面之分，恰恰再现了礼器在祭礼活动中的摆放方式，据此有益于理解花纹的社会意义和某些器物的使用方式。花纹还有较明显的等级性。 关于组合关系。殷墟铜礼器的组合关系，不仅有明显的时代标记，而且是晚商礼制的重要反映。殷墟盛行聚族而葬，族墓地之间礼器组合可能也有差别，西区墓地的礼器组合就有东、西之别，东部以觚爵为主，西部以鼎簋加其他器为主。殷墟时期存在着明显的“财富与地位差”现象，这种财富与地位的不相承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形成的。殷墟晚期虽食器比例有所增加，但重酒之风仍没有质的变化。殷墟晚期明器化器物大量出现的原因，与当时礼制变化和商人思想观念的改变有关。 关于殷墟铜礼器的源流问题。殷墟铜礼器源自以二里冈铜器为代表的早商文化，后为西周初年青铜器所继承。本文通过以殷墟四期铜礼器与西周初年相比，以考察两者之共性，又以代表殷墟成熟风格的二期晚和三期铜器与代表西周成熟风格的中期铜器比较，得出商器与周器的根本区别，又对两次比较的结果进行排比分析，总结出商末周初器之区别。所得结论与前人大同小异，证明了前人的有关研究结果是正确的。 关于殷墟铜礼器与周边铜礼器之比较。根据殷墟及各地铜礼器之比较和其他文化遗存的整体特征，将殷商考古学文化分为两大区，即商文化分布区和影响区。商文化分布区西起关中东部，东至胶莱平原，北包括河北中南部，西北包括晋东南地区，南至淮河流域和伏牛山地区。商文化分布区又分为中心区（即王畿区）和外围区（即同姓或异姓诸侯统治区）。商文化影响区即各方国统治区，依据各地出土青铜器群的整体风格及出土情况，可分为七个小区：辽河上游区、燕山以南的冀北区、晋陕黄河两岸区、陇东及关中西部区、汉中与川西平原区、湘江中下游区和赣中北区。 商文化分布区和影响区的进一步划分，反映了殷商时期青铜文化的基本格局，殷墟铜礼器在此格局中占据中心地位，对周边各青铜文化产生了强烈影响，使他们逐步认同中原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也使华夏民族在逐渐形成的漫漫征途上迈出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