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教学的根本目的，是帮助外语学习者形成在具体语境中使用得体语言，并对他人的表达做出合理理解、准确及时判断的适当能力，这一点在外语教学界已被广为接受。因此我们可以想见，英语学习者在接受了几年的英语课堂教学后，应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得体而有效的交流。然而，目前中国的英语教学的情况并非如此。在传统的以语法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下，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英语应用能力普遍不尽人意。本文通过对两个英语班一节大学英语课所做的观察和分析，证实了这个问题的存在：学生普遍不能得体地完成简单的交流，而且他们对影响他们在特定情境中语言使用的情境因素没有清楚的认识。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就在于，学生缺少在具体语境中使用得体语言的能力，即语用能力不足。同语法错误相比，与语用能力息息相关的语用失误的危害不容小觑（Thomas, 1983）。语用能力不足会使交际双方无法正确表达或领会交际意图，有时甚至会导致交际中断。要提高英语学习者的语用能力，课堂教学必不可少。首先，中国是一个以英语为外语的环境，学习者没有机会通过充分接触地道得体的英语而自然习得英语语用能力。英语课堂几乎是英语学习者唯一接触、学习和使用英语的渠道，因而课堂教学对学习者语用能力的提高至关重要。其次，很多对语用的研究否认了语用能力必然随着语法能力的提高而提高，因而要求转变传统的以语法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强调语用教学的必要性。礼貌是语用的一个重要领域，为避免不必要的理论争议，可以理解为一般概念和理论框架。从“礼貌即得体”（Meier, 1995）的角度看，礼貌被用来建<WP=72>立、维护、促进特定情境下的交流，并具有一定的功能，能够达到一定的目的。礼貌既无处不在、又受社会文化和具体情境的制约的特性，可以使我们从更广泛的社会交际的角度对待并接受礼貌的普遍性和文化相对性。从这个角度理解礼貌，满足礼貌的要求，即符合语用的要求，因而礼貌可以用于指导语用教学。礼貌领域包括三种有影响的理论：拉科夫（Lakoff）的礼貌规则（1973），利奇（Leech）的礼貌理论（1983）以及布朗和莱文森（Brown and Levinson）的面子论（1987）。布朗和莱文森的理论构架从人和社会的角度出发，认为礼貌通过采取某种语言策略，降低面子威胁行为的程度，达到给交际双方留面子的目的。他们的理论因为强调绝对礼貌和盎格鲁-萨克逊种族中心论等局限招致了很多责难，但它也是影响最大、应用最广的礼貌理论，并且几乎是唯一一种语言学家尝试用来与语言教学相结合的礼貌理论（Bou-franch and Conejos, 2003）。布朗和莱文森用三个社会文化因素衡量言语行为的威胁程度，并据此选择合适的语言：说话人（S）和听话人（H）之间的社会距离（D），相对权势（P）和特定文化中言语行为的强加绝对级别（R），用公式表示为Wx=D(S,H)+P(H,S)+Rx。他们的礼貌模型涵盖了决定语言得体的所有可识别的通用变量，体现了礼貌的本质是得体，为语言教师提供了语用教学可行的理论框架，又为语言学习者提供了识别和实现得体语言的依据和途径。根据关联论，交际双方的认知情境对说话人对语言的使用和听话人对语言的理解至关重要，即语言是否礼貌得体取决于它是否符合听话人的期待。熊学亮和刘国辉（2002）将这种听者模型归纳成两个原则：容忍原则和满足原则。在礼貌教学中，他们提出的听者模型可以作为布朗和莱文森的模型的有效补充。至此，礼貌教学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布朗和莱文森的模型和听者模型指导语用教学，提高学生对不同语境不同社会文化因素的认识和把握；得体使用<WP=73>语言的文化差异教学；使语言形式与语言功能对应的言语行为教学。最后，本文进行了一次历时一个月的英语课堂的礼貌教学实验。被测组实验后的语篇补全测试的结果跟实验前的结果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接近雷特（Reiter）2000年研究中的被本文当作参照量的英国被试的结果，而控制组的结果实验前后没有显著变化，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本文提出的对学生进行礼貌教学以提高其语用能力的可能性和有效性。总之，本文希图把礼貌理论和外语课堂的语用教学结合起来，把语用的概念植入外语教学当中，以布朗和莱文森的礼貌模型和听者模型为教学框架，探索外语语用教学的可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