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些年来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处理的案件数量越来越多,尤其是刑事案件,并且犯罪类型也在不断地变化,难度不断加大且逐渐复杂化。同时,由于司法资源有限,我国大部分地区都面临着“案多人少”的问题,这给司法工作人员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通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施,被追诉人自愿主动地选择认罪认罚,司法机关进予其量刑上的从宽,即从轻或减轻处罚。对于社会危害小、证据确凿、事实清楚的案件,可以通过协商促进当事人之间的和解,提前解决矛盾。这既符合被追诉人的根本利益,也可以对有效缓解司法资源不足。但值得注意的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实践中的实施情况却不尽人意,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被追诉人认罪认罚之后,难以获得确定的从宽处罚,从而导致其预期利益难以实现。基于此,本文以“认罪认罚实体从宽”为题展开研究,提出认罪认罚应当从宽的主张,并论证其正当性与可行性。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司法实践产生的判决文书进行整理分析,提炼出当下“可以”从宽的规定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主要有:法院将认罪认罚视为缓刑情节,异化了可以从宽的规定;法院将认罪认罚与自首混同适用,架空了可以从宽的规定;对认罪认罚的被追诉人的量刑从宽幅度不一,可以从宽在实践中的适用缺乏规范性;可以从宽的结果缺乏可预期性,使得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积极性不高。第二部分是对“可以”从宽的立法评析。该部分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阐述,一是“可以”是一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该不确定性概念使得从宽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从而出现被追诉人积极性不高的问题。二是“可以”是一个缺乏规范行的概念,难以对公权力产生约束,使得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缺乏规范,进而导致法院异化和混同可以从宽规定以及量刑从宽幅度高低不一的现象产生。第三部分阐述的是认罪认罚“应当”从宽的理论价值。论文提出“应当”从宽是被追诉人享有认罪认罚权利的体现,“应当”从宽是对被追诉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主体地位的体现,以及“应当”从宽是刑罚宽缓化的要求,这三个方面对“应当”从宽的正当性、必要性进行论证。第四部分为应当从宽的立法完善。主要包括:应对立法表述加以规范进而区分认罪认罚与其他量刑情节;确应当从宽的案件适用范围;明确最高从宽幅度;创建司法大数据量刑建议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