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之时，列强环伺，内乱不息，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μ。对此，一些学术精英开始从名物考证的故纸堆里挣脱，思考社会政治的改良与革新，探索救亡图存的方法与真理。清中叶，庄存与开创的常州学派复兴了已经沉默一千多年的今文经学，经过刘逢禄、宋翔凤、龚自珍、魏源的继承与推阐，从而发掘出春秋公羊学里的变革精神。康有为则将这种思想发扬到极致，著成《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春秋董氏学》等书，论证古文经典全是刘歆伪撰，孔子是改制法王，《春秋繁露》是改制宝典，用这些来为他的变法维新立论张目。与康有为等人唯今文独尊、以经术而为治术μ的学风不同，就在清代今文学家内部，另有一些学者如孔广森、凌曙、陈立等，虽然力主公羊学说，但并不弃黜古文经学，其治学态度显得平实而矜慎。承此学风，湘中公羊学家苏舆著成《春秋繁露义证》，矛头直指康有为的《春秋董氏学》。本论文从四个方面对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和苏舆《春秋繁露义证》进行对比研究：第一，从时代和学术的大背景出发，分析二者不同的成书目的与撰作旨趣。康有为把《春秋繁露》的段落文句进行切分，各以大义μ分类编排，另加案语发挥见解，目的在于充分挖掘董仲舒的改制μ思想。苏舆则采取随文注疏的方式，广采前人旧说，间参己意，从义理的角度对康有为以改制μ为目的的诠释路向予以驳正μ，力图凸显董仲舒思想的醇正平实μ。第二，康有为和苏舆二人对《春秋》一书性质的认识存在重大分歧，康有为认为《春秋》是改制之书μ，苏舆则指出《春秋》是立义之书μ。第三，三科九旨μ是公羊学最为核心的思想，亦是二人争论的焦点所在。康有为认为其中的通三统μ是制度改革的反映，借以推导出他的变法思想，苏舆却认为这不过是董仲舒在阐说礼制的变迁。康有为论证张三世μ是一种社会形态的进化，从据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苏舆则认为，董仲舒的三世μ之义，所反映的是孔子修《春秋》时对不同时期的史事持有不同的亲疏态度。不过，对于异外内μ一科所讨论的诸夏μ与夷狄μ之间的关系，两人的思想却又基本一致，都主张传统公羊学里的夷夏进退μ说，而这恰是解决晚清复杂而特殊的民族关系问题的重要思想资源。第四，在性理学方面，康有为主张气本论，在此基础上还多次阐发了仁本μ思想，主张性善μ，提出养气μ、养心μ等修养工夫；苏舆却继承湖湘学派对心性之学的重视，对人性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论述，高度评价了董仲舒提出的性未善μ说，在工夫论方面则主张辨别μ。当然，毕竟此二书都是对同一本公羊学著作所进行的诠释，因此，无论从哪个层面进行比较，都能发现其中的相同之处，只不过，从整体来看，实是异多于同μ。通过对二书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经过康有为改革过的春秋公羊学理论，主张社会循序渐进地向前发展，以君主宪政为近期目标，以广泛民主和绝对平等的社会形态为最终目标，应该说切合了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并非一种简单循环的历史发展观，更非一种保守复古的论调。而苏舆也不是以往研究者所定位的古文经学家，他治经仍以春秋公羊学为主，对其中的关键理论如通三统μ、张三世μ和异外内μ等，并没有简单加以否定，只是对它们所进行的诠释，其价值取向与康有为颇为不同。而且他能超越门户之见，兼采古文经学的思想精华和研究成果。实际上，这样的诠释差异，在清代今文经学的发展传承中一直存在。所以，苏舆与康有为之间的学术分歧，不应视为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冲突，而应看作清代今文经学阵营里两条不同诠释进路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