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叉询问作为法庭审判过程中一项重要的证人询问制度，是英美法系“控辩式”庭审模式的最典型体现。随着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吸收英美法系对抗制诉讼模式合理因素的基础上，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已由超职权主义的模式，转变为以职权主义为主，兼采当事人主义的“混合式”诉讼模式。重新构建了以控审分离、控辩对抗为基点的中国刑事庭审方式，初步规定了类似于英美法系交叉询问的证人询问制度。但是受我国原有诉讼模式的影响和现实国情的制约，虽然立法有了相当的突破，但也仅是在外部形式上符合交叉询问制度的要求，理论和实务界仍然缺少深入研究和全面实行，造成庭审中的交叉询问制度形同虚设。有鉴于此，如何对新引进的制度和原有诉讼模式进行整合，同时又继续扩大被告人庭审中的权利，做到理性而富于实效的改革，将是完善我国交叉询问制度岌需解决的问题。英美法系国家交叉询问的程序规则较为成熟，可以从庭前准备和庭审活动两个阶段进行阐述，包括运作程序，技术方法和主要规则，将国外交叉询问制度的运行状况进行比较，由此概括出交叉询问制度的不同模式和配套制度，主要有配套程序规则，配套证据规则，和包括证人出庭作证，完善的辩护制度和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制度在内的配套诉讼制度，以为我国的改革完善提供参考，逐步解决中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如何兼容的问题。从理论根源考察交叉询问制度，其作为对抗制诉讼模式中最具特色的制度之一，不仅仅体现在技术操作层面上，还蕴涵着深刻的理论根基，即自由主义，公平竞争精神和相对制度。交叉询问制度是在周密的技术性规则保障下，通过控辩双方作用和反作用来达到揭示案件事实真相的目的，它在事实发现，人权保障以及定纷止争方面均有优势。但是英美法系典型的交叉询问制度仍有局限性，包括人证调查变成控辩双方的争斗妨碍事实真相的发现，过分注重诉讼技巧和策略规则导致诉讼迟延，因此应当客观的对待交叉询问制度的利弊，在引进这一制度时理性、科学的斟酌取舍，为我国传统司法观念的改造和新制度的有效运行提供思路。我国初步确立的交叉询问制度现状，表现在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但是我国交叉询问制度的真实效果并不理想，没有规定询问证人是当事人的一项当然权利，而且缺乏完整、行之有效的配套规则规范，使实际运作成效甚微，造成了交叉询问制度权利属性和技术属性都被淡化，从而使庭审中的交叉询问制度改革又陷入了“改其形而不改其神”的症候，实践中形同虚设。我国交叉询问制度之所以形式化，可以从非对抗性的文化土壤，实质真实原则对交叉询问的排斥，宏观诉讼体制的影响，配套和保障性措施的缺乏等三方面找到原因。我国交叉询问制度的完善，应当采用当事人询问为主，法官询问为补充的整体模式构建方向；并且同时把握交叉询问中对抗性的限度，采用交叉询问与法官主动职权调查兼收并蓄原则，以对交叉询问基本程序进行完善，包括运作程序，技术方法，主要规则和配套措施重构，主要有完善庭前准备程序，赋予被告人不被自证其罪的权利，切实保障证人的出庭率，确保被告人的辩护权和增强交叉询问道德几个主要措施，以期在借鉴英美对抗制过程中，带着一种明辨力和理性的批判意识做到竞争性，创造性，有选择的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