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能过剩是当前中国最重要的宏观经济风险之一已经成为普遍共识,市场是资源分配的基础伴随着其作用的不断深化,我国工业领域由计划经济时期的产品短缺不断演变为产能过剩,并呈现出从基础消费品不断扩大的趋势,在多个经济领域都呈现出爆发的态势。大规模的过剩的爆发迄今为止已经发生了三次,如何有效的避免资源浪费,实现最优化的配置,合理化解过剩的产能,引导市场的合理化发展是使得我国经济实现腾飞的关键性因素。国家也将这一问题提升到了战略性的高度。从研究现状来看:一方面对于产能过剩的研究多是从单一角度展开的,另一方面,该角度的研究多为定性分析。对于政府规制问题是如何影响产能过剩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是否有其他因素起的作用、作用程度以及作用发挥机制等方面的研究很不充分。因此,本文拟从政府规制角度入手,通过两组四个模型的建立来实证分析地方政府规制对于行业性产能过剩影响过程中的要素扭曲的中介效应。从产生影响的机制、程度大小、方向结果等方面对政府规制行为在这一过程中引致的产能行业性过剩进行分析。该研究不仅和当前经济情况相契合,而且丰富了当前对行业性产能过剩问题的研究。并且立足于当前国家政策,对如何有针对性的化解我国当前的产能过剩问题提供了创新性思路。本文从下述角度对研究结果进行总结:第一:从产能过剩的定义出发,建立了完整的有关于政府规制、要素扭曲与产能过剩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以高技术行业一级分类标准为依据,选取五个代表行业并对其行业内的产能利用情况进行测算,最终得出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多行业存在产能过剩的结论。第二:通过选取资本和劳动要素为代表,运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建立广义系统矩估计模型对资本和劳动市场扭曲程度进行测度和分析。得出在我国要素市场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扭曲,且资本相较于劳动更严重。第三:政府规制是导致战略性新兴产业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我国当前出现过剩主要是因为转轨期改革不充分,而非市场因素引发的。属于体制性产能过剩。政府运用手中的权力,为高增长企业提供土地,资金方面的支持,通过内部成本外部化等方式引导企业投资;提高行业退出壁垒的方式阻止行业内落后产能退出。第四:要素扭曲在政府规制引发战略性新兴产业产能过剩中起到中介作用:中介变量资本价格扭曲和劳动价格扭曲对因变量产能利用率都有显著的负向效应,并且在加入中介变量之后,自变量系数的绝对值降低,可认为中介效应发生。为化解行业性过剩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让我们在思考如何化解这一问题时的出发点不再局限于政府规制这一单独因素上,采取更为直接有效的措施对中介因素进行控制,将极大的提高在治理过剩问题上的效率。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认为,对于我国战略性新兴行业中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应对症下药:首先要革新政府规制方式,明确政府干预边界,真正的实现放政减权;其次健全市场机制,消除要素扭曲,引入竞争机制,推动生产要素的改革,打破壁垒,及时淘汰落后产能;最后扩大内需,发展“走出去”战略消化产能,提高需求,增加市场活力,把握国际形势,提升自身竞争力,发掘海外市场的巨大的潜力并实现合理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