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史密斯-休斯法案》的颁布与实施,标志着美国中等职业教育已经超越欧洲“双轨”制框架,标志着以综合中学为特征的美国中等教育“单轨”制的确立。其间经历了普洛瑟职业主义阵营与杜威民主主义阵营的激烈较量。事实上,基于两种不同的职教观,普洛瑟“为职业而教育”与杜威“通过职业而教育”而形成的“普杜之辩”,为20世纪初的美国提供了必要的职业教育理论体系。“普杜之辩”并非一蹴而成,也远非一个单一的历史事实。1913年库利议案所引发的“普杜之辩”,绵延于美国1906年开始的职业教育运动之中,而早在19世纪末期美国即已成为世界工业强国之中的霸主。现代社会最先进的生产方式与新兴美国高度的民主自觉为“普杜之辩”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欧洲自由教育的传统与美国本土功利主义教育思想的碰撞与融合,则为美国中等职业教育运动营造了多元并存的文化土壤。“普杜之辩”所彰显的职业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较量,并非只是普洛瑟与杜威两个教育家及其同盟者之间的学术观点之异,它的背后包含着19世纪以来美国职业教育困境所积淀的冲突,并且诠释出自由教育与职业教育、雇主阶层与雇员阶层以及民主与效率之间多维要素之间持久的博弈。“普杜之辩”及其“单轨”制是世界职业教育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而职业主义与民主主义对于职业教育核心命题的不同诠释,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职业教育本土性”“职业教育存在的合理性”等问题的不断追问又恰恰蕴含着超越本土的意义。论文主体包括六个部分：导论部分包括：选题缘起与问题提出、研究意义与创新、文献综述、概念界定、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第一章“普杜之辩”的历史由来。本章从19世纪中等职业教育缓慢发展的现象着手,通过剖析“格兰特·维恩答案”揭示出阻滞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民主主义信仰与自由教育传统。在手工教育运动取向选择与转换过程中,凸显出自由教育与职业教育、雇主阶层与雇员阶层之间的力量博弈。并构成了“普杜之辩”的历史前提。第二章“普杜之辩”与职业主义的确立。本章以1906年职业教育运动仿效德国模式为背景,详细论述了1913年库利议案所引发的“普杜之辩”这一重要史实,梳理了普洛瑟职业主义阵营与杜威民主主义阵营各自的观点,并且从民主与效率的关系视角对于两种职教观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厘清了“普杜之辩”后《史密斯-休斯法案》生成与“单轨”制的确立过程,通过综合中学中的“独立账户”与“课程分层”揭示出普洛瑟职业主义阵营的不完全胜利。第三章“普杜之辩”背后职教观之异。本章从事件层面深入至理论层面,以解剖职业主义与民主主义职业教育思想体系之间的内在差异。在职业教育逻辑起点、职业教育取向、职业教育课程以及教学组织四个层面的对比分析中,呼应“普杜之辩”发生的必然性,以及中等职业教育“美国模式”生成的理论基础。第四章“普杜之辩”的历史影响。本章明晰了“普杜之辩”作为美国中等职业教育走出欧洲框架的标志性地位,从课程的微观视角,论证了美国20世纪职业教育演进中的“普洛瑟职业主义时代”与以杜威民主主义为蓝本的“新职业主义时代”,并剖析了“单轨”制下综合中学的运行问题。结语部分,基于对“普杜之辩”的综合研究,解析出“职业教育的本土性”、“职业教育存在的合理性”、“职业主义何以在博弈中如此顽强”以及“杜威的理想能否实现”四个维度的思考,用以凸显“普杜之辩”所蕴含的思想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