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证录》为清朝陈士铎所撰著的一部临床著作。全书凡14卷，35万余字，计126门，770余证。卷一至卷十主要阐述四时外感及内科病症，卷十一至卷十二记述妇科杂病，卷十三和卷十四则分别为外科和儿科病症。每一病症先述症状，后阐发病机，继而立法、处方，最后详述配伍原理。每一证除列有主治方外，另有附方置于主方之后，因具有很高的临床价值而备受学者关注。　　在陈氏现存的著作中，《辨证录》与陈氏传世的另一著作《辨证奇闻》，在内容上有极大的相似之处，细考其缘由，可知二书均为陈氏所撰。通过序言、跋文以及正文间的记述来看，《辨证奇闻》乃江南文南纪在陈氏的传书基础上订正而得，而《辨证录》则未见传书之人的相关记载。　　《辨证录》与《辨证奇闻》广为当今临床大家所重视，但二者之间究竟存在怎样一种关系？截止至目前为止，尚未有学者就此两种古籍进行深入细致的文献学研究，如两种著作的版本以及实际内容情况。有鉴于此，笔者在亲自实地考察这两种古籍版本馆藏之基础上，对两种古籍版本及其中《辨证录》多出《辨证奇闻》之异文进行整理归纳，从论理、方剂、药物、药物炮制以及内容表述等各个方面加以阐论。　　笔者首先进行了版本研究。根据笔者调查发现，《辨证录》共计有三种不同版本。主要有“喻义堂本”、“文奎堂本”、“文诚堂本”。三者相比较，从内容、版式、眉批、字迹等综合考察，以馆藏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喻义堂刻本为最优版本，笔者将此作为底本加以研究。　　通过笔者研究，《辨证奇闻》分别有“积善堂本”、“经元堂本”以及馆藏于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的“清抄本”。经过详实考察后发现，藏于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的“积善堂本”为最优版本，此次研究将此作为工作本加以使用。　　其次，笔者进行了《辨证录》的内容研究。　　《辨证录》中的病症大部分以内科病症为主，妇科病证在篇目上紧随内科病证之后，后为外科病症，最后是儿科病症，此部分内容最少。　　从方剂的角度来看，于七方十剂的配伍法则中，《辨证录》中尤为善用重剂，注重君臣佐使之间的配伍是此书组方用药的最大特色。此是因陈氏受明清时期盛行的温补学派的影响，重视以真水真火为代表的人体正气的作用。　　本书对药物的运用十分的精细，对药物不同部位的选取做了严格的要求;在炮制方法上，本书多以炒黑为主，不做过度的炮制。在药后调护上，除了传统意义上饮食清淡，禁海鲜发物之外，主要以禁色欲和禁盐为主。　　《辨证录》与《辨证奇闻》内容的比对研究同样是本次研究的重点。　　症状描述方面，《辨证录》比较形象与具体，《辨证奇闻》则相对简洁。关于《春温门》一则，二书在症状描述上相反，经过研究后认为，以《辨证录》为准确。　　在论理方面，笔者发现二书之间对病因病机的分析基本相同，然《辨证录》更善于借运气、易数之理对医理加以阐发与说明。　　方剂部分，主要从方名、组成进行了考量。《辨证录》此书方名众多，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沿用古方方名者，如《辨证录》在使用六味地黄汤、八味地黄汤、补中益气汤及其加味时，往往书以全称，而《辨证奇闻》仅作“六味汤”“八味汤”;另一种则是陈氏根据辨证之证型，立法而自拟方名。此部分《辨证录》较《辨证奇闻》归纳的更为全面，如“金石汤”代替了“石膏汤”，“人参竹叶石膏汤”代替了“竹叶石膏汤”。此外，《辨证录》在方剂的命名中常以丸、散称之，《辨证奇闻》则皆为汤。在方剂的组成方面，《辨证录》方中之山茱萸在《辨证奇闻》中常以“枣皮”“山药”取代。经考察陈世铎之《本草新编》相关记载，应以山茱萸为是。　　药物部分，二书间对药物剂量的叙述有些出入，总体上《辨证录》用量较《辨证奇闻》小些;此外，《辨证录》在药物的产地、品种、煎服方法以及服药禁忌方面更加重视。　　此外，《辨证录》较《辨证奇闻》多出的附方，经笔者比对后共计有659方，3万5千余字，皆列于附录中。将这些方剂与正文中主方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这些方剂更侧重于辨病论治，据其自序中称收载有家传秘本以及好友之医论，笔者疑是此部分内容。　　《辨证录》在继承《灵枢》、《素问》以及仲景、东垣学术思想之基础上，在理论上也多有创新之处。研究认为《辨证录》一书中提出的“胃为肾之关”独特观点是对脏腑关系中胃肾关系的进一步阐发，陈世铎对“命门学说”的论述，将命门与人体正气相关联，极大地提高了命门学说在中医理论体系中的价值。陈氏将外感病与内伤病的论治统一于正邪斗争框架内，对于正虚邪不甚旺的情况以王道之法论治，药量少而剂量多;对于正邪皆旺的重证皆以霸道之法论治，取重剂求速效，切合临床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