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学是一门研究理解和解释的学科,它经历了从神学阐释逐渐发展到现代哲学阐释学的漫长过程。1960年《真理与方法》的出版标志着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已成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阐释学家。阐释学与文学翻译研究之间有本质联系。哲学阐释学翻译理论突破了传统译论关于追求唯一“标准”翻译和作者至上的偏见,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它认为文学翻译即阐释。文学作品和译者有各自的视域,不同时期的译者带着自己的视域(包括语言、文化、宗教等)去理解和翻译作品,实现了阐释的多样化。因此文学翻译的过程既是视域融合的过程,又是阐释的过程。同时,历史的不可逆决定了翻译的历史性,翻译都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Uncle Tom’s Cabin现至少有九种中译本。本文选取分析了三种译本,它们分别是清朝末年林纾和魏易合译的《黑奴吁天录》、八十年代初黄继忠译的《汤姆大伯的小屋》和21世纪初林玉鹏译的《汤姆叔叔的小屋》。这些译本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迥异,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在此之前的文本研究大都从阐释学角度研究一个或两个文本,因而忽视了哲学阐释学所注重的理解和阐释的“历史性”。语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语言的变化反映并记录了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的变迁。从林纾和魏易简洁、凝练的古文到黄继忠通顺、地道的汉语再到林玉鹏有点“西化”的语言,虽然三个译本中的字词和句子结构差别较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对文本的不同阐释与译者本身素质及其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相符合。文学翻译离不开对文化的阐释。三种译本对文化的不同阐释是本文讨论的另一重点。归化和异化是阐释文化的不同策略。从林纾到黄继忠再到林玉鹏,其翻译从极度归化逐渐转变为较为异化。因为原著涉及宗教内容较多,本文特别比较了三种译本对宗教材料阐释的异同。林(&魏)译和黄译受中国传统佛教和道教影响较深;林(&魏)译删除了大部分有关宗教的内容,而保留了涉及人物遭遇挫折、困苦和反抗决心的宗教内容;黄译对宗教术语的注释比林(玉鹏)译要多而且具体。另外,文化误译也是对文化的特殊阐释。不同的文化误译有其产生的特殊文化背景,要正确看待误译。对文化的不同阐释与译者、社会历史环境息息相关。近年来,多个译本并存及文学名著重译现象十分常见。如何看待这些纷繁芜杂的译作?对那些产生于不同历史环境,反映特定时代精神的译作,哲学阐释学为其存在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论依据,本文也以具体的文本分析给予佐证;但是,同一时代对同一名著往往有不同的阐释,该理论对此是否同样具有阐释力?这需要进一步探讨。无论如何,译者应该充分认识到所担负的责任,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创造出顺应时代要求的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