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是“四化同步”发展的重要内容,促进二者协调发展对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难题、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明显不协调,农业现代化发展比较滞后,同时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资源环境禀赋、农业发展水平、社会文化基础等因素的不同,导致了各地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状况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要想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必须探寻不同地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模式。文章以淮河流域为例,研究淮河流域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状况,并探究影响二者协调发展的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首先,在科学界定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了淮河流域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对淮河流域38个地级市2006-2012年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综合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2006-2012年淮河流域各地级市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综合发展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总体来看,江苏省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最高,山东省次之,安徽省以及河南省相对较低,各省之间以及各省内部城市之间差异显著。其次,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各地级市2006-2012年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2006-2012年淮河流域各地级市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逐年递增,但耦合协调度较低,截至2012年,仅有三个地级市处于勉强协调状态。总体来看,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最高,山东省次之,安徽省以及河南省相对较低,各省内部城市之间以及各省之间差异显著。然后,通过计算Moran指数I和绘制Moran散点图分析了2006-2012年淮河流域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相关性,结果显示,2006-2012年淮河流域各地级市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的Moran指数I均为正且2009年以后呈逐年递增趋势,说明淮河流域各地级市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存在空间正相关,且这种相关性越来越强。同时,绘制的Moran散点图中,大部分地级市位于第一、三象限,这也更加印证了淮河流域各地级市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最后,分别运用普通面板数据模型和空间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影响淮河流域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的因素。结果表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中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方向与普通面板数据模型是一致的,除工业化水平对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有反向阻碍作用外,其余四个因素(人均GDP、财政支农力度、产业结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在引入了空间因素以后,各解释变量的系数估计值与普通面板数据模型相比有所变化(人均GDP除外),工业化水平、财政支农力度、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三个变量的系数估计值都有所降低,而产业结构这一变量的系数估计值有所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