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使得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选择和制定成为一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知识创新战略的重要基础和制度保障。众所周知,知识产权保护的最终目的是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会反过来影响着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高低。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大大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知识产权应用领域的范围相对有限,再加之对知识产权作用缺乏足够重视等原因,相比较西方知识产权和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研究,我国在知识产权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上存在一定滞后性。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跨国贸易和国际合作领域逐步扩大,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开始受到普遍关注。为了充分揭示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机制,同时客观评价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实际绩效,正确了解经济发展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因素,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互动作用,进而为建立和完善符合我国实际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提供客观依据。本文立足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大背景,通过运用综合修正的指标测度方法,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进行重新测度,同时围绕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分析,得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研究结论。第一,关于我国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测度和验证问题。一国或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是否适宜合理,首先与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强弱存在较大关系。为了更好地验证和说明适度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本文首先运用G-P指数方法,通过综合细化指标测算出中国名义知识产权保护水平(NIPR)。尽管较高的NIPR指数说明中国的立法水平己经基本符合TRIPS协议框架下的知识产权保护立法要求,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执法水平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仅以国或地区的立法水平代表整体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进行测评,不仅不再具有现实可比性,而且还会影响到经济学实证研究的可信度。因此,本文对前人研究方法进行修正和完善,强调一国或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是知识产权立法水平与执法水平综合作用的结果。通过采用H-Y指数修正法,综合选取社会法制程度、行政保护水平、政府执法效率、公众保护意识以及国际监督机制等综合指标测算出中国的知识产权执法水平,进而修正出中国1985～2010年间(26年)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TIPR)。修正后的测算结果充分表明,由于执法水平相对不足,中国实际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名义保护水平差距明显且与欧美等发达国家(比如美国、荷兰、瑞典等)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这种结果与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现实状况是相符的,也为美国等发达国家屡屡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现状提出不满提供了有力解释。当然,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也对不同的主要测定方法进行了简单比较,进而解释了本文修正方法(H-Y指数法)的可取之处。第二,关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联性问题。为了进一步验证和说明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内在相关性。本文首先概括归纳了典型经济体(美国、日本、韩国、印度)的知识产权保护演化发展历程,进而通过分析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构建推导出我国(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联机理模型,并得出相应结论之一,即当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或技术能力较低时,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所产生的模仿效应优于创新效应,因此应当弱化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当经济高于特定水平时,其所产生的创新效应会优于模仿效应,此时应当实行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除此之外,通过理论模型推导还得出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技术创新之间的结论之二,即发展中国家本地企业的最优创新力度随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技术能力水平的提升而提升。具体而言,本地企业的最优创新力度的大小不仅取决于自身产品质量提升的效果,而且还取决于竞争者的技术模仿能力大小,前者由技术能力水平决定,后者则由本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决定。很显然,结论之二是从属于结论之一的。其次,为了更好直观地比较和分析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本文根据混合国家(地区)样本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在不考虑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经济发展水平和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传统文献中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右偏或左偏的“S”型关系。具体而言,对于发展中国家(地区),两者之间呈现“U”型关系,而发达国家(地区)则呈现倒“U”型关系。同时,无论发展中国家(地区)还是发达国家(地区)在经过了“S”型曲线的第一个拐点之后,均会长期处于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关系阶段。通过比较分析,中国在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基本与发展中国家(地区)样本数据的实证拟合回归结果保持一致。这相关性分析不仅较好地解释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适度性问题,而且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方向定位。第三,关于经济因素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问题。一国或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高低,不仅取决于当地立法水平、执法力度,而且还会受到其市场竞争程度、交易费用因素以及政府教育投入等诸多经济因素的影响,其中交易费用因素是影响知识产权保护行为的直接动力因素,而对外开放水平、人力资本储备及政府教育投入等因素则是影响一国或地区知识产权水平的间接助力因素。当然,直接因素与间接因素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具体而言,本文运用静态博弈模型重点分析了潜在侵权者与政府监管机构之间的均衡博弈结果,博弈均衡模型指出交易费用比较是强化或弱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内在关键因素。另外,本文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及因果检验等实证方法,发现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且经济增长是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Granger原因,即经济增长变动是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变动的重要原因之一；政府经济行为,主要是指政府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技术创新水平也是影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因素之一,相比较经济增长水平的影响程度而言,二者的影响效果略低。同时,计量回归结果发现,与理论预期分析的结果相反,中国人力资本水平的变化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影响呈现负相关性,而对外开放水平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也并不存在显著影响。第四,关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本文通过对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理论传导机制进行分析,明晰出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主要传导路径：是通过鼓励本国或地区技术创新力度或技术转移速度,进而推动本国或地区经济增长,这也是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长效传导路径；二是知识产权保护通过直接影响一国或地区的对外贸易方式(商品贸易、FDI贸易、技术贸易等),进而影响其经济增长水平。当然,伴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对外贸易方式的不同影响,同时也会间接影响着国内技术创新水平和技术进步速度,从而影响经济增长水平。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首先验证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强化,对基于R&D基础上的中国技术进步水平不存在显著影响关系,但在引入了技术创新知识存量变量之后,二者回归结果表现出一定的弱相关性,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既与中国尚处于较低的技术创新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又与国内技术进步主要依赖于外向型技术模仿、技术引进存在较大关系。其次,在遵循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直接传导路径的前提下,本文一方面采用理论模型推导方法,从一般意义上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变动对对外贸易方式的影响效果；另一方面进一步运用实证方法,分别验证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技术贸易、FDI贸易及进口商品贸易的内在关系。实证结果充分表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稳步提升与进口技术贸易额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大大促进了我国对外技术贸易的进口幅度。同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变动对FDI增长变动的影响力度也呈现逐步提升趋势,而现阶段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变动对进口商品贸易变动的影响力度逐步降低,即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变动,FDI贸易、技术贸易方式部分替代了进口商品贸易方式,而经济发展水平及汇率变动因素仍然对传统进口商品贸易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当然,由于时间和作者研究能力有限,在与知识产权保护有关的其他领域,比如知识产权保护的技术内生性差异化问题、知识产权保护给我国带来的社会成本和福利问题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技术溢出”的效果测度问题、知识产权保护对城市竞争力影响问题等等,本文研究涉及较少或者研究中存在一些不足,但本文的初步研究结果为以后深入探讨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研究工作发挥了一定的铺垫作用,为以后进一步在理论和实证上对上述问题的拓展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