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魏晋时期，四言诗创作曾一度呈现出兴盛局面，但对于这一阶段的四言作品，历代乃至当今学人却很少问津。本文作者有感于此，试图对汉魏晋四言诗进行初步考察，探索其发展演变规律、文学价值及文学史意义，并对此期四言名家名篇作出评述。 两汉时期四言诗的再度流行，与四言诗的体制特点和汉王朝的崇儒作乐风尚有着密切关联。与《诗经》四言诗相比，两汉四言诗既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前者的传统，又自具新变风神。就思想内容而言，汉代四言诗主要是作为一种表现雅正内容的正统诗体来发挥作用的，与《诗经》和本时期其他诗体相比，题材内容大大狭窄化了，变成了以政教美刺尤其是歌功颂德为主；与此同时，汉代四言诗在艺术形式和风格上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这主要反映在词汇、章法、创作方法、表现手法等方面。两汉时期，四言句还被大量运用到了其他体裁文章的写作中，出现了大规模的四言诗向其他文体渗透和转变的异化现象，这主要表现在辞赋、颂赞铭箴等应用文、谚语、卜辞四大领域。四言诗大面积地异化为另类文体去发挥各种不同功能，这既促进了其他多种文体的形成和繁荣，也有利于四言诗自身语言艺术的提高。 魏晋时期，在时代思想潮流、政治社会环境、文学创作形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四言诗长期积淀下来的潜能获得了爆发的契机，进一步走向繁荣和复兴。与先秦两汉四言诗和同时期其他诗体相比，魏晋四言诗在题材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有着自己的鲜明特点，这主要表现为题材内容的玄学化、艺术风格的清虚化、表现手法和修辞上的赋化、时空包孕的广远化等，从而丰富了四言诗这一古老诗体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貌。本时期出现了三位四言名家：曹操、嵇康、陶渊明，其四言作品都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诗经》特别是雅颂体的束缚，并各以言约意广、风格峻雅、声情和缓见长，而这又与他们的心态、个性不无关系。 由于社会生活和语言的发展以及四言诗体自身的局限性，汉魏晋时期虽然出现了有利于四言诗滋长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少数有才力的诗人也创出了一时之新，但与此期的“后起之秀”五言诗相比，四言诗显然已处于弱势，其衰落是势所必然的。尽管如此，四言诗在当时作为一种特殊的教化、交际工具仍然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功能；就文学史意义而言，其审美价值固然大不如五言诗，但它的兴衰变迁作为一种值得注目的文学现象，足可以发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