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从儿童文学的翻译、改写到再创作,从儿童教育读物的编撰到专业儿童文学期刊的发行,儿童文学从来不是内部一蹴而就的自我发酵。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有诸多潜在的他者,如西方儿童文学和理论、国家意识形态等。考察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应当将自身置于历史情境下,处理自我和他者的内在关系,以期还原真实的历史图景。“童话”在中国的发生,从梁启超著译儿童小说,孙毓修编纂《童话》丛刊,周作人以理论高度鉴定文体差别,直至叶圣陶童话集的出现,人们一般只注意到童话由文类向文体演变的过程,而极少注意到这一过程发生的外部关系问题。童话一词由文类演进为文体,内容由模糊变清晰,由驳杂变单一,最后凝聚为有别于西方风格的童话文体,形成中国童话的“稻草人”传统,国家作为疾病的隐喻成为不可避免的外在参照。儿童观是儿童文学发生重要的内部支持。儿童文学的发生有赖于尊重儿童人格和权利的新型儿童观的确立。考察儿童文学的发生应当注重内部和外部有效结合,才可能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的原貌。本文即以“疾病的隐喻”作为外部视角,以儿童观的演变作为内部视角,来透视和分析中国儿童文学发生之初的各因素状况,诸如“少年”的发现,“儿童本位观”的形成,“童话”文体的发现,《稻草人》悲剧性格的因素分析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