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基本机制是经济学中的重要课题。阿根廷为此提供了一个比较研究的范式。世界经济“大萧条”和“二战”是阿根廷发展的分水岭,此前阿根廷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富裕之邦,经济繁荣伴随着政治稳定;此后阿根廷却陷入钟摆式发展怪圈,20世纪最终成为阿根廷“失去的世纪”。是什么原因造成阿根廷这一发展悖论,学术界大致有文化决定论、依附论、政治危机、政策失误论等解答。通过考察阿根廷的发展路径,我们发现,阿根廷衰落的根源在于产权得不到政治制度保障。尽管私有产权和市场交易在建国之初就确立,但资源禀赋和殖民地传统使阿根廷产权以大地产为主,市场交易以直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大宗农牧产品出口为主,这造成了阿根廷现代化进程中经济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影响了中产阶级的发育和现代制度的建立运行。随着现代化进程发展,阿根廷外来移民人数和经济实力有所增长,但农牧业寡头把持国家政治并排斥移民,造成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利的割裂,加剧了统治危机。寡头政府试图通过普选将新兴中产阶层纳入政治中,却意外将底层民众带入政治生活,形成了劳工集团和农牧业出口集团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殖民地遗留的考迪罗主义及其庇护关系使市民社会难以发展壮大,造成市民社会无力整合大量原子化的城市劳工,为民众主义提供了土壤。随着庇隆上台执政,其民众主义意识形态以及运动主义和职团主义模式更加剧了社会分裂和集团冲突,各集团的狭隘利益逐渐取代共容利益成为社会主导。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中,各集团缺乏对基本制度共识,将“俘获”政府视为实现或维护集团利益的唯一途径,国家沦为操纵再分配的“掠夺之手”。“赢者通吃”的游戏规则使阿根廷出现政权更替危机,频繁动荡使弱小的中产阶级只能向军队寻求庇护。缺乏稳定预期使得大规模国有化或私有化、拒绝承认债务、滥发货币等短视行为成为统治者惯用“伎俩”,最终形成“流寇”政权轮番上台并大肆掠夺的困局。我们的研究表明,经济繁荣需要适宜的产权制度,但如果没有政治制度作保障,适宜的产权就无法建立和正常运行。形式上的民主和市场经济并不必然带来经济繁荣,经济繁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权力如何运作和政府的类型。阿根廷的“失败”反映出,无论是普选产生的民主政府还是官僚—威权主义政府,政治家的目标更多是谋求私利。要改变社会激励结构和建立“强化市场型政府”,不仅依赖于公共政策选择,更取决于长期制度安排。一方面要加强政党建设,以在更高层次上代表和协调各集团利益,更根本的是要破解断裂状社会结构,加强培育市民社会,使得国家与社会通过博弈和妥协达成力量均衡和相互制约,最终建立现代制度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