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规范理论在我国司法审判实践中的首次明确适用,出现于2017年“刘广明诉张家港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的再审裁定中。此后,保护规范理论经常出现于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法院的司法裁判中,作为查找主观公权利的工具,成为认定行政诉讼第三人原告资格的重要标准。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明确适用保护规范理论案例的解读,可知法院的裁判逻辑为,将利害关系置换为主观公权利,以保护规范理论对主观公权利和反射性利益进行实质区分,通过法律解释判断主观公权利的存在与否。法院的裁判立场在于,以保护规范理论的适用来对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行政公益诉讼与主观诉讼进行明确的区分,更为重要的是,解决立案登记制实施以来行政诉讼中滥用诉权的问题,达到平衡诉权保障与防范诉权滥用的目的。然而保护规范理论的司法适用过程也有诸多值得反思之处,表现在司法者对保护规范理论及其相关概念存在认知上的不足和运用上的偏差,对于基本权利的保护存在忽视的情况,不同案例适用保护规范理论的裁判标准也并不一致。在适用效果上,使原告资格范围变得收缩,这与近年来扩大原告资格的趋势相悖。基于此,为了正确、妥当地适用保护规范理论,应当认识到基本权利对于主观公权利的认定所具有的“放射性”作用,以及对于通过保护规范理论来检测、识别主观公权利来说,基本权利在诠释方面重要的补充漏洞作用,我国的司法实践适用保护规范理论若要使其发挥应有的功能,取得其应达到的效果,基本权利是绕不开的关键因素,因此应将基本权利纳入考量。对于如何援用基本权利,司法审判实践也需要更有针对性的可行建议。法官在裁判说理部分应适当结合宪法基本权利的精神与价值,在法律解释方法的选取和运用中,在释法说理的过程中加入合宪性考量,以发挥基本权利的规范内效力,同时应设置启动基本权利的条件,以防范基本权利的滥用,进而避免行政诉讼中诉权的滥用。此外还应注重以判例发展和充实法律,以及通过判例的持续积累凝结司法经验,更可通过指导性案例带动权利的确认与创造。如此,将对保护规范理论的塑造与成长形成有益的推动力,也更有利于对值得法律保护且需要法律保护的权益提供及时、有效的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