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中国新文学因抗战的到来呈现出整体性的空间转移特征。新文学的两座中心城市北京和上海相继沦陷后，地处大西南的重庆因为其陪都的特殊政治身份等原因，成为4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心。抗战的全面爆发和文学中心的西移，使得无数作家背井离乡，流亡到祖国的西南边陲。在战乱和流亡之中，他们遭遇着流离失所和生离死别，陷入不幸的层层深渊。这种前后生活的巨大反差彰显出了重庆代替京沪成为文学中心的意义，也昭示出现代文学的流寓特征。因此本文将对40年代重庆流寓作家的创作加以研究和阐释，力图深入探讨流寓作家在渝的共同心路历程。从作家身份和生活经历、作家创作的文本主题以及艺术风格等方面进行把握，以展示出流寓之地、流寓之人、流寓之文的密切关系。本文在绪论部分主要介绍论文的研究内容和基本方法，相关问题的研究概况以及研究特色和价值。正文部分共分为四章：第一章论述40年代重庆文学流寓现象的形成以及流寓作家抵渝后共同的心理体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安全，由南京到武汉，最终迁都重庆，重庆由此成为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因此，重庆流寓现象的形成有其被定立为陪都的时代机遇，而流寓作家也正是在这种时代机遇下应运而生。第二章主要介绍流寓之文的主题指向。在流寓作家的笔下，战前的启蒙话语和阶级话语转向抗战救亡的时代话语，体现出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下作家生命意识和民族意识的觉醒和迸发。本文在第三章主要探讨流寓文人由于受时代环境影响而形成的审美倾向和创作策略。重庆作为抗战的大后方，也是最需要文学发挥本身的社会功能的地方，因此，寻求文学的大众化和通俗化，成为战时艺术工作者的共同准则。第四章阐述40年代的流寓作家与重庆文学的相互影响。作家在流寓之地写重庆，写中国，写抗战，为重庆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同时，重庆这座战时寓居的城市，也为作家提供了珍贵的创作素材和宝贵的精神财富。战时，中国现代文学的流寓特征正是在这种城与人的互动关系中发生和发展着，并且即便是作家离开重庆后，也产生着深远的意义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