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把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关系之一。制造业企业既是履行环保责任的主体,又是实现国家创新发展战略的基石。平衡上述矛盾关系的微观基础之一,就在于厘清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波特假说”从微观视角提供了平衡环境目标和创新发展目标的理论可能性,其关键点在于设计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倒逼”制造业企业增加创新投入,进而使制造业获得创新发展的动力,降低实现环境目标的经济代价。本文结合中国制造业发展和环境规制政策的实践,探究制造业企业在环境规制政策下的创新投入响应的经验规则,厘清环境规制政策“倒逼”制造业企业创新投入的三个边界问题,即政策类型边界、政策强度边界以及与外部关键因素的协同性。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含四个部分:第一,首先提炼“波特假说”中环境规制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正负两种效应,即“负向”的成本效应和“正向”的资源配置效应,再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分析环境规制政策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机制,进行比较静态分析,引出政策特征差异对于“环境规制→企业创新投入”影响方向的决定作用。第二,结合中国环境政策实践,提炼环境规制政策的类型维度,即“行政命令型”“市场约束型”和“公众参与型”三种类型。通过分析三种类型政策的制定过程、实施方式和约束力等差异,厘清三种类型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异质性影响,并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省级层面的环境规制政策类型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第三,讨论政策强度差异下环境规制政策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投入异质性影响的理论机制,提炼出研究假说刻画这种异质性影响,并采用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模型（GPSM）进行实证检验。第四,分析环境规制政策“倒逼”企业创新投入时与关键的外部因素的协同性及其内在机理。考虑包括以政府补贴为典型的产业政策环境和企业所属行业的市场竞争环境,作为重点分析的外部因素。在分析政府补贴和市场竞争作用于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分析其对“环境规制→企业研发投入”影响路径的调节作用,即协同性问题,并提出研究假说和给出相应的实证检验。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本文得到的的研究结论如下:（1）环境规制政策能否产生“倒逼”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的效果,关键是政策的约束力;（2）依据中国环境规制政策的实践,“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政策往往更具约束力,产生促进制造业企业创新投入的效果;（3）“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政策,只在适度的政策强度下才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过强的政策则会抑制企业创新投入;（4）如果企业能够“非竞争性”地获得政府补贴资金,那么环境规制的“倒逼”作用就会大大削弱;（5）垄断性的市场竞争结构下,环境规制的“倒逼”作用也会打折扣,其深层原因可能是企业的市场势力会将环境成本通过定价转移出去。换言之,政策的约束力,是产生“倒逼”企业研发投入作用的底层逻辑;政策强度,是保证底层逻辑起作用的重要前提;与企业外部因素协同性,是底层逻辑释放的重要保障。上述研究兼具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就理论意义而言,本文强调了环境规制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资源配置效应,进一步深化了对环境规制与制造业企业创新发展关系的认识,为“狭义波特假说”的成立提供了新的机制解释;通过检验“狭义波特假说”成立的边界条件,给出了中国的经验证据,得出了中国制造业企业面临环境规制政策约束时研发创新资金配置规律,阐明了在创新成为发展驱动力的背景下,设计良好的环规制政策应具备哪些特征,从而为国家统筹创新发展战略与污染治理提供理论基础。就实践价值而言,本文的研究结论在政策类型和强度意义下,为提高环境规制政策设计的质量平衡环境与经济目标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提出了多重政策对制造业创新发展影响的协同性问题,为政府进一步改进现行政策体系提供经验证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