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为现代文学的南京书写开创了新局面。首都身份的确立,首先为南京形象的文学构建提供了一种政治身份言说模式,知识分子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对国民政府的态度,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南京的文学想象；其次也为文学反映南京的现代城市变革提供了现实契机,南京城市形象成为折射知识分子现代性体验、文化观念、情感态度、审美样态的棱镜。本文考察了首都建设十年和抗战八年期间,南京文学形象的构建和嬗变过程,指出南京想象的文本性、复杂性和多元性。全文除引言、结语外,分为四章：引言部分主要探讨文学中的南京形象研究的意义,介绍研究现状,阐明选题理由,并就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做出简要说明。第一章主要考察了出现在二三十年代文学作品中的代表着光明与进步,充满着希望与生机的南京“新都”形象。分析了这种形象构建时间上的展望性和空间上的对比性的特点。它是受到西方现代政治文明影响、怀着“民族国家”期待的知识分子的“集体想象物”,是进步、光明、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想象”具体到城市想象的历史延续,也是国民政府寻找政权合法性、维护统治稳定性而极力推行的结果。是社会心理和政治权力的话语共谋。本章同时考察了以中山陵、中山路为代表的“中山”空间的文学构形,它与“新都”形象建构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第二章分析了南京“迷城”形象的文学建构。在意识形态层面,南京被描绘成一个偏安、苟且、没有灵魂、无法报以厚望的“迷城”。“迷城”形象是在民族危机之下社会心理焦虑的集中展示,也是“新都”想象破灭的结果,从中可以体会到知识分子由政治期待到理想幻灭的心理变迁和他们对国民党政权态度的历史转变。同时,本章以秦淮河这个南京城市标签的文学呈现为例,分析了处于现代变革中的南京城市性格的迷失,这也反映了作家面对现代化的复杂心理。第三章主要研究左翼话语中的南京想象。其阶级书写模式、“毁灭与重生”主题和以城墙、城门为代表的空间“边沿”展示,共同构建了一个充满罪恶、无可救药的南京形象。这种南京想象表达着明显的政治意图,它意在唤醒民众,为阶级斗争提供话语支持。第四章分析了抗战时期南京“国都”与“家园”双重身份的建构与弥合。无论是对南京破碎、死亡的展示与控诉,南京“受难者”的面目悲愤描绘,还是充满怀旧感的“家园”想象,都饱含战争时期的复杂的民族心理纠葛。“首都”和“家园”的身份在战争中得以强化,并很大程度上得以重合,在文学中不断被追缅和体验。结语总结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