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学者,在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上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林语堂著作颇丰,译作包括英译汉,汉译英和编译等,林语堂的译英作品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是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内容。西方读者通过阅读林的译英作品,了解了真实的中国,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林语堂作为一个东方文化的传播者,他不但通过自己的作品成功地传播了中国文化,而且这些译作在西方大受欢迎。20世纪70年代以后,欧洲“翻译文化学派”的兴起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使翻译研究呈现多元化趋势。作为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勒菲弗尔在1990年与巴斯奈特合著的《翻译、历史与文化：资料汇编》的导论中,从文化的视角,探讨了意识形态、赞助人及其诗学对翻译的影响。勒菲弗尔指出意识形态是指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人们对于社会的有系统的见解和看法,意识形态分为个人意识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译者从来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人,因此他的翻译活动必然受到社会意识形态的操控,而社会意识形态对译者的影响和操控又通过译者的作品反映出来,从而译者又对作品进行着操控。社会意识形态对译者的操控主要体现在对原作的选择和作品的接受程度上,而译者对作品的操控主要通过译者的翻译策略体现出来。本文以操控理论为框架,以林语堂的英译作品为材料,探讨林语堂在原作选择,翻译策略和作品接受情况背后的深层原因。通过对林语堂英译作品的分析,笔者认为林语堂的译英作品受到社会意识形态和个人意识的操控,这种操控主要体现在他对文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使用上。林语堂性灵,闲适和幽默的审美观直接影响着他对文本的选择,比如《浮生六记》、《冥廖子游》等都是以性灵和闲适为格调的作品。林语堂以向西方介绍真正的中国文化为已任,在文本选择上就反映在他对大量中国经典著作的翻译,比如《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另外,他的这一文化传播观也体现在他翻译策略的使用和翻译文本的编排上,他对《孔子的智慧》和《老子的智慧》都做了重新的编排,以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翻译策略始终体现着兼顾保留中国元素和译作被接受的翻译理念。他的这种兼顾又是他中庸之道和半半哲学的人生观在翻译中的体现。在翻译中他灵活的使用两种相反的翻译策略,并在其中寻找一种平衡,以达到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