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分裂主义是在一系列条件支持下形成的,之后又在一系列内外因素的刺激下获得了发展,并对我国的国内安全和稳定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为深入探讨新疆分裂主义的发展规律,本文从泛突厥主义的特点和变化入手,找出它与新疆分裂主义的关系,为此提出了“突厥因素”的概念,并重点分析了突厥因素在新疆分裂主义产生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需要说明的是,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是两个既不相同又相互连接的政治主张,它们在新疆分裂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限于篇幅,本文没有对泛伊斯兰主义做研究,仅在相关情况下简要论及。突厥人的早期迁移和欧亚大陆中部(包括新疆)经历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使这一地区的人群成为当今突厥语世界的主体,他们最主要的文化特征就构成了突厥因素。但是,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突厥因素并未得到突厥语诸民族的共同认识和清楚表达,其文化整合的功能并不明显。到19世纪中叶,由于欧洲突厥学研究的兴起和奥斯曼帝国坦齐马特改革的影响,也由于泛斯拉夫主义文化同化的压力,俄国突厥穆斯林开始觉醒。在这一过程中,鞑靼人伊斯梅尔·迦斯普林斯基提出了泛突厥主义思想,其实质是发挥突厥因素的文化整合作用,实现俄国突厥穆斯林的文化复兴。此后,泛突厥主义以突厥因素为前提和条件,传入了奥斯曼帝国和我国新疆。泛突厥主义在传入奥斯曼帝国后以及在其继承国土耳其共和国的发展中,经历了三次转型。第一次转型发生在20世纪初,泛突厥主义的领导力量、地域中心、服务对象以及活动领域均发生了变化,即从俄国鞑靼人领导的、服务于俄国突厥穆斯林文化整合的泛突厥主义变为土耳其人领导的、追求所有操突厥语民族政治统一的泛突厥主义。此外,泛突厥主义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实现了斗争手段的军事化和极端化,具备了反俄的意识形态;第二次转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随后的冷战时期,泛突厥主义有了极端民族主义的特征,成了对内加强土耳其民族认同、对外联合操突厥语民族反苏反共的意识形态工具;第三次转型发生在1990年代,其突出特点是泛突厥主义的活动向文化领域“回归”。苏联解体后,中亚新独立国家对土耳其宣传的“大图兰”国家构想有过短暂的热衷,但很快就开始排斥这种泛突厥主义的政治主张,土耳其政府只好退而求其次,更加强调突厥因素对突厥语世界的文化整合功能。泛突厥主义的三次转型明显影响到新疆分裂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尤其是对突厥因素在新疆分裂主义中的作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鞑靼人和奥斯曼帝国青年土耳其党人推动泛突厥主义传入新疆。在地理环境封闭、中央权威衰落以及地方民族精英崛起的条件下,泛突厥主义的传入及其与新疆原有的突厥因素的结合直接刺激了新疆分裂主义的萌生。在新疆分裂主义的萌发期,泛突厥主义处于主体地位。同时,泛突厥主义使长期在新疆潜在发展的突厥因素突显出来。在此基础上,突厥因素推动了维吾尔人的民族启蒙和民族自觉,扩大了维汉文化差异,因而也成为新疆分裂主义赖以生存的基础及其在后来的发展中不断利用的工具。20世纪30至40年代,新疆分裂主义的思想基本成熟并开始进行政治实践,是为新疆分裂主义的成型期。这一时期,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早已实现了政治化并获得发展,它在新疆的作用也从启蒙民族认同变为直接推动分裂,两个“东突厥斯坦”分裂政权的出现就是结果。同时,在两个分裂政权的建设中,突厥因素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成为分裂势力在新疆突厥语居民中进行“反汉”、“排汉”的社会动员和巩固政权的主要工具;二是成为分裂势力寻求外部支持的重要内因;三是土耳其、苏联等外部势力也借助突厥因素,对两个政权进行支持。值得指出的是,随着新疆分裂主义的成型,泛突厥主义和突厥因素在其中的作用也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无论是在文化方面还是政治方面,泛突厥主义在新疆分裂活动中都开始退居次要地位,不再是新疆分裂主义的主要推动力量,而是开始从属于后者;另一方面,以穆罕默德·伊敏的《东突厥斯坦历史》为代表,突厥因素被塞进了大量虚假、伪造的内容,成了分裂势力塑造分裂主义文化的工具。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人民民主专政、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以及国际环境的限制,也由于第二次转型时土耳其泛突厥主义具有的反共性质,泛突厥主义的思想和活动在新疆受到遏制。相应地,新疆分裂主义的活动强度明显减弱,规模和人数也大大减少,新疆分裂主义进入相对停滞期。但是,这一时期,少数维吾尔人(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少数)的国家认同并不牢固。而且,突厥因素继续被工具化和政治化。一方面,突厥因素被分裂势力继续用来扩大维汉文化差异;另一方面,由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再次利用突厥因素支持新疆分裂势力。改革开放后,在境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新疆分裂势力的活动呈上升趋势,出现了多个分裂组织并逐渐分化为暴力型和非暴力型,使新疆分裂主义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在这些内外因素中,由于突厥因素在地缘政治空间上的分布特点,苏联解体和中亚国家独立所引发的“独立效应”对新疆分裂主义的发展发挥着直观、具体而又深远的作用,使突厥因素在新疆分裂主义(主要是非暴力型)中的作用明显上升。与此同时,受外部环境的影响,新疆分裂势力效仿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分子,也改变了发展方式,把泛突厥主义中的文化因素改变为维吾尔文化的特征,即维吾尔化,而土耳其泛突厥主义式微也从另一方面促进了这一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突厥因素既是被利用、加工的对象,也是被政治化、维吾尔化的对象。从表面上看,在突厥因素的维吾尔化过程中,突厥因素减少了,但它更加明显地成为新疆分裂主义的文化工具和组成部分。其目的是,强化维吾尔特点,强化维吾尔与其它民族(主要是汉族)的边界,强化维吾尔认同,其结果必然是弱化国家认同。由此看来,当前新疆分裂主义主要意识形态的内容之一已不是泛突厥主义了,而是被维吾尔化、政治化了的突厥因素。对此,应该有清楚的认识。同时一定要清醒地看到,从政治上讲,新疆分裂主义并不是土耳其的附庸,但突厥因素的政治化使土耳其在文化方面和政治方面对新疆分裂主义的影响不断增强。长期以来,在反对新疆分裂主义的斗争中一直存在着社会实践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两个战场、两种类型的斗争,但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分裂斗争长期未取得显著成效。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新疆分裂主义文化塑造的情况研究不足。特别是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打压下,新疆分裂势力改变战略战术,越来越重视分裂文化的塑造。与新疆分裂主义自身发展呈阶段化一样,新疆分裂主义的文化塑造也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新疆分裂主义成型期,其文化形态建立在泛突厥主义之上。改革开放后,随着突厥因素作用的上升,新疆分裂主义文化形态中有了更多突厥因素的内容。但是,这些内容相当一部分是伪造的、非科学的。现在,这一部分的内容和形式都在增加,冲击着突厥因素的真实部分。而且,新疆分裂势力还改变了突厥因素的内外范围,使突厥因素在分裂主义文化形态中进行了维吾尔化。这说明,新疆分裂主义借助突厥因素,将其文化形态从泛突厥主义转变为被强化了的维吾尔文化认同。在这一过程中,突厥因素既充当了过渡的中介,同时也是被加工、利用和政治化的对象。经新疆分裂势力工具化、政治化塑造后,突厥因素的内容在新疆已分化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一些客观存在的历史文化内容;第二部分是被新疆分裂势力歪曲、夸大、编造的内容。对两部分内容,应分别制定对策。多年来反新疆分裂的斗争实践说明,反新疆分裂的文化对策研究不仅非常重要,而且亟需加强。在这一方面,第一,要进一步加强对国内外泛突厥主义、突厥因素以及它们与新疆分裂主义关系的研究,区别对待突厥因素问题和泛突厥主义问题;第二,要避免文化差异问题政治化,加快在新疆建设社会主义新型文化;第三,要以解决少数民族教育问题、加强现代媒体的作用为重点,扩大反分裂斗争的文化阵地;第四,要缩小经济发展差距,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区域自治和语言立法,为反分裂斗争提供物质、制度和法律保障;最后要重视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突厥语国家和地区对新疆文化生态建设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