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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聚焦自晚清民国始见的各类“中国文学史”对《海上花列传》这一作品的书写与评价话语,整理了从出版于1910年的由林传甲撰写《中国文学史》开始,到出版于2016年由袁世硕编写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涵盖近百年间百余部中国文学通史、断代史(古代、现当代)和分体文学史(小说史)文本。归纳比价后笔者发现它们针对《海上花列传》这一文本的主题内容与思想内涵的阐释大体分为暴露批判说、美化扭曲说、劝诫警示说、客观反映说、怜悯同情说和越界沉沦说六类提法。在元话语的理论视阈下,这些观点必须先假设自己的提法是正确的、本源性的和不证自明的才能保证阐释的有效性,文学史写作并非单纯的编写过程,而是充满了话语博弈的力场,为了和预设的元话语保持一致的步调或颠覆旧有的元话语范式,它在书写过程中使用了极富技巧性的演绎式建构,这些提法综合运用了诗性叙事的编织技巧,在遣词造句、各种情景化论述和元话语预设的联合作用下,最终建构出了面貌各异的《海上花列传》:诗性叙事结构引发文学史的修辞,暴露批判说成型于原罪元话语和锋芒隐喻、暴露揭露等力量型动词的配合下;历史的诗学带来意识形态蕴涵式解释,美化扭曲说成型于阶级元话语和反动的逆流等措辞中;劝诫警示说有教化元话语、劝诫用词和教导视角的帮助;客观反映说得益于求真元话语和明镜的隐喻、反映再现这些中性动词;为了重塑文学史,怜悯同情说有人性论元话和柔和的语汇;越界沉沦说在欲望元话语和欲望修辞学(流沙等吞噬性比喻、沉沦和堕落等指向失衡与偏离的动词)的配合下,把《海上花列传》变成了一部以欲望为核心面向的近代都市小说。元话语预设决定了每一种说法所能见的视野及采取的叙事修辞手法,元话语制约和决定了诗性叙事,诗性叙事表征和赋形了背后的元话语,给予了作为无形概念的元话语一个语言和意象的实体形态,是元话语在历史叙事领域的一种延伸和载体。在对作品的评价定位上,作为文学史中的一个建构体,《海上花列传》被置于了高峰或低的谷冰火两重天的极端境地,其间是正方和反方、学界和民间、名人与大众的多方多重的经典化角力,在鲁迅的话语影响、胡适的白话文方向和张爱玲的经典连锁化这三盏名人聚光灯、文学史对其的祛魅新变之赞扬定位、高峰叙事和神话修辞这些叙事性增值措施的强强联手下,《海上花列传》的地位被越拔越高,最终走向了至高无上的神坛;而当此书失去了高峰叙事与名人话语的庇护,便会发现存在一些负面性评价,作为文学史高峰的《海上花列传》在反方语境中完全改换了模样,甚至沦落到了文学史低谷的尴尬地位,其消极晦暗、琐碎散漫、销量不佳等缺点被指出,被一些文学史忽视、不重视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此书在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中的高峰地位早已不再纯粹和客观,其中存在一定程度的夸大和建构。最后,本文从“中国文学史”对《海上花列传》一书的这些建构性书写中引申出了对建构主义自身存在的有效性问题、与真实的距离和欲望的无限这三个弊端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