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记是古埃及历史记录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埃及很早就有关于过去大事的记录,无论是早王朝时期简单的标签,还是古王国时期出现的最早的年代记—帕勒莫石碑,这种简单记录大事的方式为埃及后来的年代记奠定了基础。到了中王国时期,年代记突破了古王国时期帕勒莫石碑记事的形式和内容,开始了围绕某一国王的统治事件、某一特殊场景为中心的简短记事。至新王国时期,埃及帝国发展到了顶峰,年代记的形式和内容较之中王国时期又有所发展。在历经第二中间期的混乱和喜克索斯人的统治之后,新王国时期的法老发们动了大规模的对外战争,法老对个人功绩的追逐也近乎狂热,产生了一些记录国王对外征战和征服成果的大事记,即我们所说的法老年代记,其中以图特摩斯三世年代记最为典型。这一时期法老年代的内容主要是围绕法老的对外战争展开,种种记载都是为了服膺于法老“军事英雄”和“神王之子”的形象,铭文中记载的法老是“玛阿特”神圣秩序的保护者,是众神统治埃及的代理人。古埃及的众神在法老年代记中也经常出现,在战争中是法老的保护神,并接受法老在战后对其进行的献祭和供奉。而那些“卑鄙的可憎之敌”则被法老在战争中一一征服,并臣服在法老的权威之下。通过此类“仪式化”的场景,新王国时期法老王权的合法性和神圣性被一遍遍地强化,并在法老对外战争的胜利中得到宣扬。此外,从法老年代记的主要内容和其作用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古埃及的“历史表述”出现了新的特点。在对历史的审视上,古埃及人开始走出以往坚定的崇古怀古情节,对过去也多了些不一样的思考:即便“神圣王权”早已在古埃及人的观念中根深蒂固,但这一时期年代记中的法老却更多表现为个性鲜明的“军事强者”。同时,随着不断地对外扩张,埃及人的域外观念,尤其是对边界和敌我的概念不断得到增强,突出表现就是对被征服地区实行了以埃及为中心的意识形态的再塑造。年代记中对国王作为“真实性”的强调,表明古埃及人对“历史记录”的作用有了自己的思考,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种“历史意识”的真正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