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对1927—1945年国民政府地方政权作经济(财政)的历史的分析,以浙江为例,在详尽占有档案报刊文献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较为细致地论述了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变革与地方财政转型的内在联系。在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社会面临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重建现代民族国家。就地方政治而言,现代化意味着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扩张与渗透,地方政权性质、结构与行为方式的变革。在欧洲,财富的增加和现代化不仅是民族形成,而且是国家塑造的动力。那么,在中国,地方政权与地方财政又会形成一个怎样的互动关系呢?这是本文的问题出发点。 在1927—1945年间,国家内忧外患,国民党统治下的地方政权经历急剧的变革。地方政权进行重组与扩张,财政是地方政权建设的动力和重要内容,在现代化和民族国家重建的背景下,地方政权强化了从基层社会汲取财源的机能。为此,地方财政(自治财政)的划分和整理、财务行政、财务监督、赋税的征收等等方面,均深刻地发生了变革,并形成了新的地方事业经费筹措机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发生流变。就浙江而言,1927—1937年间,省政府致力于现代化建设,财政入不敷出的张力给县政的变革造成直接的压力。30年代县政建设的启动成为地方政权与地方财政变革的内在动力。地方政权建设与地方财政的转型同时并举,并为抗日战争做了相当的财力与政治动员上的准备,特别是抗战初期(1937—1941),地方财政的好转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战前的准备基础初见成效。抗战后期(1942—1945),自治财政确立,制度趋于健全。但是财政与政治(包括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因素)的内在结构冲突和外在因素的破坏,使得自治财政的运转陷入困顿。地方政权的扩张在财政的表现是出现养人不养事的局面,反映了官僚化转型中的民主与专制难题。政权体制的经济化腐蚀着政权自身,县以下乡镇保甲基本上是靠摊派等非法定手段来筹措地方事业经费。国民政府试图以整理自治财政运动来挽救地方财政危机,但是结果无济于事。地方财政已不能提供地方政权正常运转的动力,基层政权失控,基层社会失序。 本文力图摆脱就事论事的研究旧路,综合政治史和财政史,运用史学、社会学、财政学、统计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民国地方政治社会研究作深入的拓展。国民党统治时期是中国政治社会转型的重要阶段,对地方政权与地方财政互动关系的研究不仅是深入研究民国政治社会的重要环节,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对于当前中国改革时期,建设清明的地方政治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