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系列放权让利政策的实施，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作为我国地方利益主体的地位得到确立并不断强化。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比重从1978年的52.6%一路上涨到了2015年的85.5%，增长了62.5%。从某种程度上讲，地方财政支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已远超中央。因此，探究我国地方财政支出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很有必要的。　　本文分析了地方财政支出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基本原理，并使用全国市级地区面板数据进行验证，最终回答了“地方财政支出是否具有非线性经济增长效应”和“地方财政支出规模是否应该保持稳定”两个问题。这一研究的意义在于，搞明白地方财政支出规模和波动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就可以为政府预算编制过程中的预算规模的确定提供依据并对财政政策的制定提出合理建议。首先，如果财政支出规模扩大有利于经济增长，那么就应该努力扩大它；反之则应该控制这一规模。其次，如果财政支出波动对经济增长有减损作用，那么短期内，减少财政支出波动的措施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从更长时期来看，抑制财政支出波动的体制改革可能更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反之，若财政支出波动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则那些能限制财政支出波动的财政行为和财政体制将不利于经济的增长。　　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将研究财政支出的规模及波动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进行系统梳理，了解现有文献取得的成果及可以递进的方向，为理论分析做准备；第二，对地方财政支出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基本原理进行分析，探讨地方财政支出如何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第三，构造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地方财政支出的规模和波动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检验文献和理论部分的结论是否正确。在结构安排上，第一部分是引言，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意义、思路、结构、方法，并指出本文可能的创新和不足。第二部分首先对地方财政支出规模、结构、波动及区域经济增长的概念进行界定，然后介绍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并梳理研究地方财政支出规模、结构、波动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第三部分首先是对地方财政支出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一般性分析，然后研究地方财政支出规模抑制区域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对比Armey曲线理论，推导得出：（1）地方财政支出规模（地方政府规模）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可用调整后的Armey曲线刻画；（2）地方财政支出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抑制性的。这两个结论作为假定，将在实证部分接受检验。第四部分对全国市级地区的地方财政支出规模、地方财政支出波动及区域经济增长进行描述性统计，并将地方财政支出规模、地方财政支出波动分别与区域经济增长进行相关性分析；第五部分通过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对理论部分的假设进行验证，实证研究我国地方财政支出规模和波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主要结论：（1）Armey曲线在全国范围内的市级地区存在。东部市级地区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不显著，但财政支出规模一次项为正，二次项为负，可以认为Armey曲线存在。不显著的原因主要是东部市级地区没有很大的地方财政支出规模跨度；而中西部地区则不存在Armey曲线，地方财政支出规模显著地抑制了区域经济增长。（2）不论是全国范围内，还是在东部和中部，地方财政支出的波动都显著抑制了区域经济增长；在西部，地方财政支出的波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是抑制的，但是不具有统计的显著性。在抑制效应的大小上，中部地区最大，东部次之，西部最小。除此以外，还得出：（3）在全国范围内，区域波动抑制区域经济增长，但不显著；（4）在全国及东中西各部，投资率都显著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5）初始经济发展水平显著（1%显著水平）且稳健地抑制了区域经济增长，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市级地区的经济增长存在收敛效应；（6）在中西部，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起到抑制作用，而在东部地区则起到促进作用；（7）金融发展水平虽然也会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但其促进作用只在西部地区显著。　　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本文给出政策建议：（1）推进预算制度改革，使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预算自主权。（2）加强地方财政支出的计划性，保持地方财政支出稳定。（3）对中西部地区的政府支出进行调整，加快推进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4）推进金融改革，尤其是西部地区的金融改革，促进金融发展。（5）增大对中西部地区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的投入，注重中西部的人力资本投资。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结合了多种不同的研究分析方法：（1）文献研究、（2）理论研究、（3）定量分析以及（4）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本文可能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本文论证了从市级地区研究地方财政支出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的必要性。目前的研究主要依赖跨国数据，国内学者多是使用中国省级数据，但我国是一个地区差异明显的发展中大国，不同省份之间及同一省各市之间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差异很大，因此只研究中国东、中、西三个区域或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不利于通过财政政策的精准施力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因此，本文将这一研究推进至市级地区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有一定价值的。其次，本文采用的中国市级地区的经济数据，避免了国外研究采用的跨国数据的可比性存疑、结果可信度较差等问题，克服了国内文献数据的有偏性（全国时间序列数据）和样本过小（省级面板数据）的缺点，结论更稳健。最后，国内文献要么单独考察财政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么单独考察财政支出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少将两者结合在一起，即便是放在一起，也没能考察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本文应用Afonso和Furceri（2010）1模型将财政支出规模的非线性效应和财政支出波动的经济增长效应放在同一个框架内讨论，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本文的不足也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本文所用数据15年的时间跨度虽然已经足以保证结论可信，但是时间跨度再长一些将会更好。其次，实证部分所使用的计量模型虽然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可（类似的模型已经多次出现在公开发表的期刊中），但是模型理论推导部分的缺失始终限制了这一模型的应用。最后，本文的模型虽然能在市级层面上验证Armey曲线的存在性，证明财政支出规模存在最优值，但对这一最优规模的确定比较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