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景观理论体现了对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和地理景观象征意义的探索和发掘。地理景观作为一种文化产物和综合景象，反映了社会信仰体系和当地文化的运转过程。影像景观是地理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映照和呈现，其本身也可以理解为是屏幕塑造的一种景观。和地理景观一样，影像景观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被赋予了不同的解释。人类学纪录片是通过参与观察对现实生活进行客观地“深描”和理性记录，在真实美学原则的导引下，多面向地展示和呈现影像表现主体及其内在涵义的一种记录文本。藏地人类学纪录片可分为文化类、社会类、自然类和宗教类四种。本文依据笔者对藏区跨地域人文地理景观的田野调查，结合对藏地人类学纪录片百年发展史的梳理，将之放置在社会变迁和景观空间演变的视野下进行观照。并通过对游牧生活、茶马古道、神山圣湖等环境空间和社会生活的描述，勾勒出雪域藏族独特而富有丰富内涵的景观轮廓，以及他们的观念信仰和民族特征等。透视藏地纪录片各个不同时期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藏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变迁，以及这种变迁所引致的藏人自我意识和心理的嬗变。文化复兴后的藏传寺院依然随着季节的轮转进行着恒久的仪式，“吃糌粑的人”面对流转的岁月又是如何保持着他们珍视的传统和信仰。藏地人类学影像从不同的视角呈现了藏区社会变迁中的文化形态和人物命运。文化多样性是各族群和社会借以表现其文化的多种不同的形式，多元文化建构的影像元素使得西藏文化多样性的地域特质通过文化演示的方式得以多维呈现和传播，转型期的藏地民族志纪录片承载了与以往不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藏地影像民族志在呈现藏族社会生活事象和多元文化的同时，也为往昔的历史留下了一份可供拷贝和再度分析的影像文化典籍。论文从喜马拉雅文化保护的角度，阐述了现代影像技术在保存人类文明记忆和记录正在消失的文化等方面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角色和重要性。数码影像技术的当代发展为遗产保护和文化传承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传播平台，民族志影像化传播对记录和延续史诗“格萨尔”口传文化等非物质文化的精神价值具有重要意义，对茶马古道、唐蕃古道等文化线路的展示也为我们留存了消逝中的民族文化和族群记忆。弗拉哈迪、让·鲁什等纪录片大师为“纪录田野”树立了“分享人类学”的典范，除了时间要素之外，记录的过程也是一个“修缮自我”的过程，它要求创作者以多元文化主义的视角来看待异文化模式，才能真正了解、进入拍摄对象的内心世界。针对“民族志的缺失造成了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许多缺陷”这一实际情形，与国内人类学界提出的“用中文重新写文化”相呼应，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用影像重新写文化”的观点。最后，本文在人类学视野和文化景观理论的支撑下，对藏族人类学纪录片的影像景观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影像景观的形塑既有大传统话语体系的意识形态锻造的作用，也是民间社会小传统力量互动营造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