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中,人是最关键的影响因素,人力资本水平高低决定着国家经济发展的快慢。舒尔茨(ThodoreW.Schults)认为国家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社会资本的关系较小,经济发展的快慢取决于人的质量高低,而人的质量高低主要体现在人力资本水平高低。人力资本主要包括:健康状况、教育程度、技术水平和工作能力学。人力资本需要通过不断的投资而形成,与其它方面的投资回报比较发现,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较高,人力资本一旦形成,能够促进国家经济持续性发展。人力资本投资主要包括:健康、医疗和卫生费用支出,学校教育成本投入,在职培训费用支出,为了找到合适工作而花费的迁移成本等。因此,人力资本贫困是指人力资本投入不足,主要表现为:健康、医疗和卫生费用支出不足、学校教育投入不足、在职培训投入不足、不愿意支付摩擦性失业成本等。根据森(Amartya Sen)的理论,贫困是指个人缺少获取基本生活物资的可行能力。贫困的根源是能力贫困。能力贫困主要包括健康贫困和教育贫困,收入低下、生活质量较差以及工作能力欠缺等都是能力贫困的外在表现形式。所以,相比于收入贫困,能力贫困理论从更深层次揭示了贫困的根源与减贫的政策取向。森认为解决贫困的根本方法是重新培育个人能力,实现个人全面发展。健康是个人一切发展的前提,个人健康好坏决定着预期寿命长短,预期寿命又决定着人力资本投入的多寡,个人人力资本存量高低反应了个人社会能力大小,个人社会能力越强,贫困可能性越小。因此,能力是否贫困决定着个人是否贫困,而能力贫困的决定性因素是健康与教育。本文以CHNS(1991～2011)微观家户调查数据为样本,分析我国城乡地区教育贫困持续存在的原因。首先,通过测算贫困发生率以及对贫困指数维度分解发现,与其他三个维度指标(收入、健康和生活质量)贫困发生率比较,城乡地区教育维度贫困发生率在1991～2011年期间不降反升,教育贫困对整体贫困贡献度逐年增加,教育贫困已经成为我国城乡、特别是农村地区贫困的主要致因。然后,以明瑟工资收入方程为基础,从教育投资收益率和工作经验收入两个方面分析我国城乡地区教育贫困一直存在的原因,通过分维度测算教育投资收益率发现,18～25岁年龄段,低学历个人的教育投资收益率为[0.08,0.18],而高学历个人的教育投资收益率为[0.01,0.03],低学历个人的教育投资收益率存在“倒挂”现象,并且这种“倒挂”现象在农村地区更突出。进一步分析发现,低学历个人的工作经验收入系数值也存在“倒挂”现象,到工作后期[16,20]年,低学历个人的工资增长率系数值接近于零,而大专和大学学历个人的工资增长率系数值分别为0.02和0.04。最后,根据个人工资收入模型,分析教育投资收益率和工作经验收入系数值产生“倒挂”现象的原因,发现低学历个人的工资收入更容易受到个人属性(性别、健康)的影响,而高学历个人的工资收入更多地取决于工作行业和工作岗位。为了解决我国城乡地区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的问题,特别是教育贫困“不降反升”。因此,本文从医疗保险角度寻求缓解农村家庭教育贫困的相关政策措施。首先,分析农村家庭健康对于个人教育的影响,然后将新农合从家庭健康指标中拆分出来,分析新农合对于农村家庭个人教育的短期政策效应,以及长期持续性影响。研究发现:农村家庭健康贫困是个人教育贫困的重要致因,家庭健康贫困会导致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个人受教育年限分别缩短0.36、0.68和0.71年。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村家庭参合能够提高个人受教育年限,东部地区个人教育年限提高0.54年,中部地区0.75年,西部地区0.83年。新农合政策实施导致东部地区家庭教育支出递增效应持续3年,中部地区持续6年,西部地区持续3年。对新农合补助条款拆分后发现,门诊报销率对个人受教育年限的影响最大,门诊报销率增加1%,导致东部地区个人教育年限增加0.09年,中部地区增加0.11年,西部地区0.14年。将道德风险纳入考虑发现,相对于预防组,新农合政策实施对于避险组的个人受教育年限影响较大,东部地区增加0.06年,中部地区0.14年,西部地区0.27年。避险情绪越强的家庭,参合能够给家庭成员受教育年限带来更显著的提升。除了教育贫困之外,健康贫困也是人力资本贫困,乃至能力贫困的另一重要维度。所以,本文从政府减税角度分析税费改革对农村家庭子女健康的影响,并提出缓解农村健康贫困的相关政策措施。研究发现,税费改革能够有效改善家庭子女健康,49.02%的健康改善来自税费改革。税费改革对子女健康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改革的第二阶段(税费减免),其中:费改税阶段的政策效应为0.008,税费减免阶段的政策效应为0.021。税费改革对子女健康的改善效应在免除农业税后的2006～2011年表现出较强的持续性。子女年龄越小,税改对其健康的改善程度越显著且持续性效应更强,0-6岁样本的四个年份的交叉项系数值区间为[0.033,0.092],6～12岁样本的系数值区间为[0.006,0.045],12～18岁样本的系数值区间为[0.003,0.026]。税费改革对东北地区子女健康的改善效应最强(0.067),中部地区次之(0.035),东部地区最弱(0.016)。父亲外出务工、母亲在家的务工模式,税费改革对子女健康的改善程度最明显(0.085),父母均外出务工模式的改善程度最弱(0.011)。税费改革能够有效提升家庭子女四种营养物质摄入量,碳水化合物32.11克、脂肪2.26克、热量162.67卡、蛋白质5.44克。农村税改能够有效改善家庭子女身体健康(0.043),但对心理健康改善作用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