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再次提出要推进绿色发展,绿色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在当前以及未来发展的主导方向。煤炭资源型城市如何实现绿色发展是中国绿色发展战略下的重要环节。中国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中,煤炭资源型城市的作用不可磨灭,但是随着资源的开采,暴露出来的诸如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经济增长乏力等问题,使诸多煤炭资源型城市面临着严峻的发展危机。如何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在发挥自身优势的情况下,打破原有的资源依赖和束缚,寻求有效的发展路径,是一个有现实意义的研究。本文首先对国内外研究进行了综述,通过对绿色发展的相关研究以及生态效率的相关研究进行全面梳理和总结,奠定了研究问题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1)首先对煤炭资源型城市的定义和类型进行了界定,提出煤炭资源型城市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缘煤而建,二是生产规模和经济影响需要达到一定比例,三是产业结构中煤炭产业占据主导。进而对煤炭资源型城市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发现我国的煤炭资源型城市存在着生态环境恶化、经济增长乏力等严峻问题,经济增长乏力的主要原因包括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二产业比重过大;利用外资情况不佳,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明显;科技创新能力有待提升,科技对经济的增长的促进作用未能有效发挥,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煤炭资源型城市的绿色发展。(2)绿色发展的两大核心是“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这与“生态效率”考虑“环境投入和资源投入两方面与经济产出之间关系”的思想是一致的,因此本文对煤炭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路径的研究基于生态效率指标展开,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27个主要煤炭资源型城市2004-2015年的生态效率进行测算,并基于测算结果,从全国层面、地区层面、省级层面、市级层面、城市类型层面进行分析和比较,全面解读主要煤炭资源型城市生态效率的变化趋势及特点。为了进一步探析生态效率背后的原因,进行Malmquist指数分解与分析;并将评价指标分为两部分,进一步测算环境效率和资源效率。结果表明,中国主要煤炭资源型城市的生态效率、环境效率和资源效率总体均呈上升趋势,生态效率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技术进步的贡献,环境效率和资源效率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但二者共同影响了生态效率,其中资源效率对生态效率产生的影响较大。(3)对煤炭资源型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做实证分析。首先对各影响因素与生态效率的关系进行图形拟合,结果显示资源回收率、生产技术水平、产业结构、利用外资水平、研发强度等影响因素与生态效率之间是线性关系,煤炭产量与生态效率之间是类似于U型关系的非线性关系,据此设立回归模型,在模型中引入煤炭产量的二次项。实证结果表明:资源回收率、生产技术水平、利用外资水平、研发强度和煤炭产量对生态效率有显著影响;生产技术水平、产业结构、利用外资水平和煤炭产量对环境效率有显著影响;资源回收率、研发强度、生产技术水平对资源效率有显著影响。相关结论是设计绿色发展路径的基础。实证结果显示煤炭产量与生态效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将其命名为CP-EE曲线,这与图形拟合的结果是一致的。CP-EE曲线的提出是本文在学术观点上的创新,据此得出的“临界产量”的概念对煤炭资源型城市的产量策略研究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测算出临界产量,结合城市类型,给出了产量策略矩阵,并根据当前主要煤炭资源型城市的实际煤炭产量,分析各自的最佳产量策略,不同产量策略城市的绿色发展路径侧重点有所不同。产量策略矩阵的提出也是本文的创新之处。(4)基于煤炭资源型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设计并提出能够促进煤炭资源型城市实现绿色发展的路径,分别是:依托科技研发实现发展和增长的“科技驱动型发展路径”、通过倡导并促进循环经济来带动实现绿色发展的“循环经济型发展路径”、通过大力招商引资启动经济引擎的“外资拉动型发展路径”,以及“增产”和“减产”区别对待的“基于产量策略的发展路径”——“增产策略城市”主要通过绿色制造驱动城市发展,“减产策略城市”主要依靠产业转型实现城市发展。这些路径的提出,为我国煤炭资源型城市突破瓶颈和束缚实现绿色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