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由于科学理性在人文领域中的强劲蔓延，传统形而上学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20世纪后期，随着“后形而上学时代”等提法的出现，其存在的合法性受到进一步的质疑。然而，论文通过对形而上学的历史的考察发现，实际上存在着三种形态的形而上学—宇宙本体论、范畴本体论和意义本体论，真正与科学理性格格不入的是基于思辨虚构的宇宙本体论，范畴本体论则在某种意义上转化成了科学，而意义本体论尽管遭到过来自实证主义、分析哲学、尼采、存在主义、解构主义的种种攻击，但这种攻击最终所改变的不过是它的存在方式而已。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就意义本体论而言，形而上学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 作为一个以“良知”为核心范畴、融摄佛道相关智慧和西方知性精神的当代形上学体系，牟宗三的道德形而上学便可以看作是后形而上学时代重构意义本体的一种尝试。这一形上学以儒学，尤其是陆王心学为最终归宿和内在灵魂，在外在形式上表现为一个良知呈现、发用和返回自身的过程，而康德哲学则为这一形上学的建构提供了主要的问题视域和基本的活动平台。论文的结构安排如下：1、良知与物自身：论述牟氏对康德物自身概念的改造，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本体世界的开启和对康德道德形上学的转进。2、良知与现象：论述牟氏如何通过“良知坎陷”实现良知对现象世界的统摄，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康德知识论的吸纳和补充。3、良知与圆善：论述牟氏如何通过良知对道德与存在的双重担负完成对康德道德哲学中“至善”问题的解决。 论文通过对康德哲学与牟氏哲学的比较研究，在深入挖掘牟氏道德形上学所蕴含的内在结构的基础上，重构了牟氏的道德形上学体系，逻辑地再现了牟氏对良知作为意义本体的构筑过程，既指出了牟氏对康德哲学的转进之处，也揭示了牟氏哲学的内在矛盾及其对康德哲学的误解，同时也试图彰显这一形上学建构在后形而上学时代的意义与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