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投资是现今财务管理研究的热点问题。过度投资是指企业的投资超出或偏离了自身的能力和成长机会,投资于净现值为负(NPV<0)的项目。盲目的投资不仅浪费了宝贵的资源,并且无形中加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对我国的经济秩序造成了潜在的负面影响。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得公司股东需要通过公司治理机制来减少经理层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公司治理机制是指在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情况下,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而制定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以及公司章程等一系列制度框架的总和。治理成本是在公司治理机制的制定、实施、监督、评估、修改、再制定等一系列的过程中产生的成本,是反映公司治理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上市公司出现过度投资,除了受宏观环境影响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公司治理机制设计不完善和监管不力。因此,股东必然需要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的角度尽可能的防止这种现象的出现,由此产生了额外的治理成本。本文以治理成本为研究主线,考察公司治理成本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制约性的显著影响,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共分为六章,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章为绪论,主要提出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作为我国经济核心的上市公司容易陷入过度投资的陷阱,除受到过去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外,还与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有着直接的关系。一方面,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国有企业占大多数的情况下,存在较为严重的“所有者缺位”问题,导致了经营者存在较为严重的管理机会主义。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信息不透明和宽松的市场环境,大股东往往把上市公司作为从市场圈钱的工具,并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文从公司全体股东的角度将公司治理成本进行分类,对其中部分成本给出了量化指标,弥补了以往实证研究中偏重代理成本的局限性,对公司股东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合理利用资源提供了新的参考。第二章为文献综述,并对目前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评述。国内外已有的文献对过度投资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代理成本对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这是因为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是目前上市公司普遍拥有的现象,代理成本居高成为了公司治理的主要矛盾。但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目前的公司治理体系还不健全,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还不完善。市场对公司的监督约束力量较小,缺乏“自主治理”的意识。随着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多样性的变化,市场参与者的增加,股东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也成为了企业过度投资的主要动因。因此,单纯的考虑代理成本已经不能满足投资者评价公司治理水平优劣的需要,企业作为一个经济实体,需要从总体上对自身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进行考察。第三章是对治理成本的定义和分类,并提出本文的研究范围,重点将治理成本和企业过度投资行为联系起来,为本文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基础。目前对治理成本的分类尚缺乏较为统一的认识,分类的方法也不尽一致。但从已有的研究结果来看,其中几种公司治理成本比较容易得到研究者的共识,以此为基础建立公司治理成本分类的理论结构,即代理成本、冲突成本、组织成本、市场治理成本以及政府监管成本,采用更加全面的公司治理成本来审视其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更符合公司的本质。本文通过托宾Q值理论以及自由现金流量假说将公司治理成本引入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之中。托宾Q值理论为我们在资本市场中衡量企业投资能力与投资水平是否匹配提供了依据,托宾Q值理论以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与其重置价值之比来判断其投资需求。而自由现金流量假说则证明了经理层及大股东存在过度投资行为的动机。第四章主要建立公司治理成本指标体系。针对公司治理成本对企业过度投资有决定作用的五个方面,即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和信息披露层面建立公司治理成本指标。首先分别阐述这五个方面在抑制企业过度投资中所起的作用,然后从治理成本的角度,对其中能够抑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成本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建立本文的评价指标,为下一章的实证研究建立基础。第五章是治理成本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制约性的实证研究。结合已有的理论提出研究假设,并对选择的研究变量进行定义。研究对象为我国2004年A股上市公司的截面数据,然后建立实证模型并检验公司治理成本对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制约性。最后通过理论分析对实证结果进行阐述和说明。本文首先建立模型1检验样本企业是否存在过度投资行为,随后建立模型2研究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和信息披露五个层面的治理成本对过度投资的制约能力。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由于管理层的机会主义以及大股东操纵行为,企业自由现金流量与企业投资增长显著正相关,样本企业存在过度投资行为。股东大会作为上市公司最高权力机构,在抑制公司过度投资行为中有显著的作用。监事会、董事会和独立董事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制约性较强,较好的发挥自身的功能,保护了中小股东的权益。但是,董事薪酬和高管薪酬未能发挥我们预期的作用,激励作用不明显,信息披露治理成本中的审计成本对制约企业过度投资也不显著,审计报告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能力的披露没有得到股东的重视。第六章为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股东大会治理成本的增加提高了企业投资需求和投资能力的透明度,减少了信息不对称水平和大股东与管理层合谋的可能。监事会、董事会与独立董事治理成本也对抑制企业过度投资起到了明显的制约作用。董事会参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决策,了解企业财务状况与投资需求,能够区别正常投资需要和过度投资。监事代表公司各个层次进行监管,而独立董事代表中小股东的利益,且他们都不参与到公司日常的经营决策之中,无法享受公司规模扩大带来的收益,所以独立性较强,监督职能能够有效发挥。但是董事和经理层的薪酬成本未能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可能的原因是激励不足,支付的薪酬只是对董事和经理的劳动补偿。因此,上市公司应该加大对他们的激励方式,以授予限制性股票,股票期权等方式提高经理层与股东利益的一致性。另外,设立全面的绩效考核标准,注重对经理层的长期绩效考核,避免经理层为获取激励奖励采取一些短视行为。审计成本对企业过度投资没有显著的制约作用,可能是审计报告按照管理层的意愿所编制,对股东没有太大的价值。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大股东不需要从审计报告中获取自己想要的信息。因此,企业应该加大自己信息披露的方式和力度,使得更多的中小股东利益相关者能够了解企业真实的财务状况和经营能力,充分利用外部资源监督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首先,消除了以往国内外研究中采用代理成本进行研究的局限,全面考察公司治理成本高低对过度投资的产生有何影响。由于代理成本只是公司治理成本中的一部分,因此从治理成本的角度来研究其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制约性更加全面,得出的结论更有参考价值。其次,通过对制约企业过度投资的治理成本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建立了公司治理成本指标体系。本文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和信息披露五个层面对治理成本进行了分类,并从会计角度对其中可量化的部分给出了计量指标,从不同方面较好的解释和评价了治理成本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制约作用。最后,以实证结果为基础,发现了不同治理成本对抑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制约程度,从而有利于企业合理分配资源,并有针对性的构建最优的治理成本结构以抑制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一方面可以为股东完善公司治理水平和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提供参考,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上市公司的监管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