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问题研究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近年来学术界对农民工给予了高度的关注。社会学关于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依次出现了社会问题、社会资源、社会网络和社会转型等几个主要的研究视角。而社会转型无疑是最近十余年来最热门的研究视角。本文总体上属于从社会转型视角出发进行的实证研究,关注农民工群体的动态发展,注重结论的可操作性。笔者认为,就整个农民工群体来说,其发展进程是一个非农化、城市化、市民化与城市性不均衡发展的历史过程;本文研究主题就是农民工在当代中国社会剧烈转型过程中如何顺利实现群体自身的转型,即如何从农村人顺利转型为城市人。我们的研究框架将由以下2个核心假设组成:1、影响城市性的一般性因素(居住地环境、社会人口特征)是否也会影响农民工的城市性获得?2、在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和制度背景下,农民工的流动经历是否影响农民工的城市性获得?因变量(城市性)包括社会联结方式、越轨、宽容、疏远感和社会心理健康,自变量包括流入地人口规模、社会人口特征、城市流动经历。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蔡禾教授主持的2005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课题“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项目编号:05&ZD034)。问卷调查于2006年6-7月在广东珠江三角洲9个城市展开,有效样本为3086份,调查对象为在企业打工的农民工。本研究使用的统计模型主要有两类:多元线性回归(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模型和对数比率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农民工的社会联结方式还是以初级社会关系和原生性次级社会关系为主,次生性次级社会关系为辅,农民工社会联结方面的城市性比传统农民有了提高,但整体上还处于比较低的层面。农民工的社会联结模式是对城市生活、工作、环境适应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农民工在越轨、疏远、社会心理健康方面并无严重问题。流入地人口规模对城市性多数测量指标有显著性影响,包括亲戚、同学、老乡、工友、主管、次级社会关系、疏远程度、被执法人员罚款、观念不同9个指标,而且控制社会人口特征因素前后结果变化不大,说明流入地人口规模对城市性的影响是存在的,而且可以作为一个独立变量用于解释城市性,是农民工城市性的一个影响因素。社会人口因素对城市性所有测量指标都有显著性影响,而且控制流入地人口规模因素前后结果变化不大,说明社会人口因素对城市性的影响是独立存在的,可以作为一组独立变量用于解释城市性,是农民工城市性的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相对来讲,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户籍所在地是社会人口因素中对城市性影响更明显的因素。城市经验积累是影响农民工城市性的关键因素,城市经验积累对城市性的多数指标都有显著影响。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时间越长,其“城市人”的特征将越明显。城市性的形成是一个逐步积累、习得的量变过程,不是简单地给农民工城市户口、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保障、实现农民工从农村到城市的机械流动就能够完成的。本文的主要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1、首次在中国大陆对三种城市性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2、依据相关研究结果对中国城市化道路选择、80后农民工、农民工迁移意愿、农民工职业忠诚度、农民工区域稳定性、农民工培训、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民工政治参与等热点和重点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讨论,并作了政策性思考,提出了相关意见或建议。3、关于社会流动对城市性的影响有所突破。4、提出了“初级关系恒定律”和“次级关系和社会网络资源增长律”,丰富了城市性研究的理论体系。5、提出了“公平高效的农民工管理机制”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