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西学东来以其迅猛无畏之势裹挟着中国文化向前发展。当中国面对如此“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生的恐惧，鲁迅就曾发出“中国文化失掉了自信力吗”的疑问。中国学人被迫起而回应，在这种“冲击—回应”模式里面看出民国学人在面对文化危机、政治危机时所肩负起救亡与启蒙的双重任务。民国“文学概论”在动荡不安的局势中诞生，体现出新旧交替、中西会通的时代特色。本文研究所选的四个文本：刘永济《文学论》（1922）、马宗霍的《文学概论》（1925）、姜亮夫的《文学概论讲述》（1930）、老舍的《文学概论讲义》（1935）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文学概论写作模式：第一种是“转型期的教材古典为中心的书写模式”，以马宗霍的《文学概论》为例，他立足于古代文论采取“中体西用”的手法，在融合西方文论的基础上尽量照顾传统文论的地位，在他那里中国还是胜过西方的。姜亮夫的《文学概论讲述》也是以西方的近于科学的方法加上中国普通的材料来编纂自己的讲义；第二种是“转型期的教材以平视中西的古今会通的书写模式”,以刘永济的《文学论》为例；第三种是“新的文学概论教材以西律中书写模式”，以老舍的《文学概论讲义》为例，老舍完全以现代人的视角，以作家身份凸显出关注文学自身的审美价值以及文学学科建设。从民国学术的文化生态着眼、分析民国学人的内在思维形态，以个案研究加文本细读的方式展开研究，最后以反思民国“文学概论”编纂的体系话语作结，是本论文的研究思路。民国“文学概论”大多以讲义形式存在，学者的讲义大多对古代文论资料进行了挖掘、选择和整理，并运用西方的现代文论观念，对古代文论的核心观念进行了重新阐释，以发现其现代意义。“以新知附益旧学”是这个时期（20世纪20年代）的“文学概论”编纂者所具有的特点，总体看来民国学人的文学概论讲义编纂标示着民国学人的学术自信和文化自觉。